什么叫在文学中对人性的描写
有一篇网文，标题是《在中国，歌颂式文艺作品一直占主流，而敢写人性的艺术一直被边缘化》。网文写道，中国的文艺，看似繁荣，实则贫瘠。歌颂式表达占据着最显眼、最安全、最容易被接纳的位置，而真正直面人性、触碰灵魂、书写真实的艺术，始终被挤向边缘，甚至连生存空间都在不断收缩。这不是审美选择的结果，而是一整套无形规则共同塑造的生态，它用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最彻底的筛选，让所有可能带来不安、引发思考、触碰复杂的表达，在诞生之初就被自我消解。
网文还提到，歌颂本身从来不是错误，光明与力量本应是艺术的一部分，可当歌颂成为唯一正确、唯一安全、唯一被鼓励的路径时，它就不再是精神的滋养，而是一层精致的遮蔽。它用整齐划一的情绪，掩盖个体内心的褶皱；用宏大空洞的叙事，替代具体鲜活的人生；用不容置疑的正向，压制那些沉默、痛苦、迷茫、矛盾的真实感受。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只看体面，不看内里；只听响亮，不听微弱；只接受光明，不接纳幽暗，艺术本该拥有的深度、痛感与反思，被一点点剥离，只剩下悬浮在空中的漂亮外壳。
想起前些年，有关文学作品中有关歌颂与揭露问题的争论，是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自己很明白地说，文学主要不是歌颂，而是揭露这样的观点所引发的。当然，当反对这个观点的评论拿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相关论述来反驳的时候，支持揭露是文学主要方式的观点有点抵挡不住。虽然他们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在伟人的观点面前，他们总是表现得底气不足。
这次，那些支持所谓揭露比歌颂更重要的观点，现在来了个改头换面，用歌颂和写人性来替换歌颂与揭露之间的争议。而且，在网文中，没有坚决地反对歌颂，这也为他们所谓写人性的做法预留了一个退身之步。那意思是，我们不反对歌颂，但是只有歌颂是不够的，而写人性的作品一直被边缘化，这就使得文学领域中的作品很不完整。
整篇网文给人的一个印象是，无论在讨论歌颂还是讨论所谓写人性，都是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上所进行了。不结合具体的作品，抽象地讨论问题，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这种抽象的讨论，看起来振振有词，很讲道理，但在实质上，总是在绕过最关键最重要的核心本质。
网文提到的所谓对人性的描写，是对人性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定义。即他们所说的人性，就是那种消极、低沉、悲伤、痛苦，有的甚至还是所谓阴暗的方面。然而人性还有其他的方面，如善良、友好、勇敢、大度、正直、慷慨、光明、开朗等等。在这篇网文的作者看来，他所谓的人性是不包括这些方面的。如果文学作品写了这些方面的人性，那不又成为歌颂了吗? 显然，网文的作者是不喜欢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这方面人性的。所以，他所谓歌颂与对人性描写之间的差异，是他把所谓描写人性与揭露划上了等号。
在这篇网文的作者看来，似乎一说到歌颂，就不会涉及到对人性的描写上；而一旦说到描写人性，那就一定不是歌颂，而一定就是揭露。如果网文只是在抽象地讨论歌颂与揭露（这里的所谓描写人性，本质上就是在揭露），那么就一定存在着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之所以这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在于，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在写歌颂类作品时，也一定包含着对某些方面的揭露。例如，在描写抗日战争中，那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们，在他们的周围，也一定有叛变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歌颂英雄，必然就要揭露汉奸。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无论如何无法割裂来的。
我们不便简单地判断，描写人性中的阴暗一面就一定是揭露，但网文似乎认为这就是不太健康的东西。虽然不够健康，但是在人性中却是经常出现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网文的作者认为，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忽略人性中的阴暗的一面，把这些阴暗或者负面的因素加上去，这才是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完整性。
这话又要说回来，歌颂人民、歌颂英雄的作品，与描写人性，甚至是描写人性的阴暗一面并不矛盾。英雄的性格中并不都是阳光灿烂的。毕竟人生是复杂的，人生道路是曲折的。英雄们个人的情绪和性格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某种低沉、沮丧、痛苦、犹豫甚至消极的情绪。然而，作为英雄人物，所从事的英雄行为，往往也是他们克服这种不够健康的情绪，而把光明的一面以最大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有更为雄壮的英雄壮举。这是不是会让英雄的性格更为完整? 也更为真实?
人生道路之复杂，导致人性的表现也绝不纯粹。英雄们在遇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时，也并不总是斗志昂扬的。他们有困惑、有痛苦、有惆怅，但是这些消极的情绪并不能最终阻挡他们的前进，他们会克服这些消极的情绪，用更远大的目标来激励自己。这不就更为真实完整地歌颂了英雄们的伟大行为和气质吗?
如果如网文所说，我们应该允许这一类描写阴暗人性作品的存在，那么这种所谓阴暗人性，是不是要作为唯一的对象来描写? 这样的描写有什么意义? 它难道只是要告诉读者，人家这里有伤，有痛。然后呢? 我们是要看着这些伤痛而哭泣? 而叹息?还是要表达出什么更为伤心的情感? 这种表达对读者到底有什么意义?
某个得了外国文学奖的作家，在他的小说里，写到八路军的时候，将八路军写出了一堆毛病，甚至到了非常不堪的程度，写日本侵略军的时候，则充分展示他们所谓善良的人性。这是在歌颂什么，又是在揭露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他说文学主要不是歌颂，那么他对日本侵略者所谓善良本性的描述，又应该算什么? 是揭露吗? 是在揭露什么东西? 他是不是给所谓揭露一种他自己的新定义? 说到底，这些毫无逻辑的说词，根本就是在其思维极为混乱情况下的臆语。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所谓人性的表现，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人性，这是无法含糊其词的。文学作品的作者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他所写的人性就完全有可能展示他所站队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性。这是用任何一种掩盖的方式所无法掩盖的。广大无产者、劳动大众在受剥削压迫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痛苦的。而那些剥削者在被革命打倒的时候，心情也一定是痛苦的。那么这两种痛苦是同质的吗? 是可以划等号的吗?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阶级性的情感和人性。这也表明，抽象地讨论和描写人性，而置阶级立场的不同于不顾，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会有更高的价值。
所谓传播那种阴暗人性、低落情绪的文学作品，如果让一些青少年看到了，那么对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结果是非常恶劣的。孩子们如果接触到这样一类文学作品，对他们的成长绝对是不利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也有必要接触这一类消极的方面，但绝对不应该把消极的因素作为唯一描写甚至推崇的东西。写了消极，还需要写出克服消极的积极因素。这才有助于青少年的成长。因此，从出版层面上看，这一类只描写消极因素的作品当然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如果作品太过恶劣，就应该禁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