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妄言》性描写的综合评价
对于同一部作品的性描写文字，不同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标准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原因就在于各自所持的标准的单一性，因而难免各执一词，产生偏颇，这自然会影响到对作品的总体评价。如对著名的淫书《金瓶梅》的性描写，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人的正当欲求，是个性解放的体现，刻画人物的需要，而有人则认为是封建糟粕, 应予批判否定。如果我们摒弃某种单一的评价视角， 而用一种较为综合全面的评价标准来审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也会更为公正客观，分歧也会更少。下面，我们就从性描写的目的、程度、方式、效果、价值等几个方面来对《姑妄言》的性描写进行较为综合的分析评价，力求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
(一)性描写的目的
用惊世骇俗来形容《姑妄言》的性描写文字一点也不过分。在淫秽书籍查禁甚严与文字狱让人防不胜防的清初，作者用恣肆的笔调、夸张的手法勾勒出一幅俗世的春宫图，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性描写之荤荤大者，确实令人叹为观止。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上有政府严厉的禁毁政策，下有 社会舆论道德的谴责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部在性描写方面空前绝后的作品? 他项住压力排除阻力来写性的动机究竟何在?
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既是一种自然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这就决定了性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即人学，描写人类生活状况、思想情态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两性关系的各方面。因而，文学作品对性的描写, 就不是该不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社会生活的要求、文学的职责和作品内容的规定性, 共同决定了文学作品对性的表现。如果是为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所需要的，是有机地统一于作品整体的，是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 这样的性描写就是应当的; 否则，如果只是表达作者自己的性幻想，没有其他内容，只是为写性而写性, 这样的性描写就是失败的，应予否定。在一定意义上说，作家对性的描写体现了其思想情趣和审美追求。综观《姑妄言》的性描写, 我们不难发现，作家首要的动机在于通过性描写来表达社会学的诉求，其次是美学诉求和心理学的诉求。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存在不少诸如兽交等不健康的性描写, 尽管作者这样写的目的仍是为表现人物的性饥渴。
明清艳情小说受到批判否定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夸张恣肆、毫无遮拦的性描写，在性描写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姑妄言》自然也不例外。作者和评者都一再声称该书的性描写是“以淫为报应”，意即性描写是实现报应的手段，也是报应的结果。这难免让人想到，大多数的明清艳情小说在为自己露骨的性描写进行辩解时所持的同样的论调。但与其他艳情小说不同的是，《姑妄言》的性描写具有更深的含义。首先，性描写是刻画塑造人物和推动情节进展的手段。对小说中极少数正面人物如钟情和钱贵的性事描写简略而含蓄，有着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者对他所痛恨、欲贬斥的人物的性事描写则详细而粗俗直露。如对姚华胄和阮大铖两个家庭内部污秽的淫乱关系进行了大篇幅的夸张描述。可见，作者将性描写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以性关系的污浊混乱来丑化贬损相关人物。当人物遭到报应后，作者往往会发表一段议论来证明性描写的作用。第十四回对易于仁一家的奇淫秽行，作者评论道:
易于仁秽淫，邹氏妖淫，生此不阴不阳之奇淫，而奇姐死法亦奇，万恶淫为首一语, 可不戒乎? 易于仁虽有勤、寿二子，而其实宗支已绝。牛质虽有一子数孙，而血祀亦斩。淫之一字，更属寒心。1
第十二回对两位误人子弟、奸淫别人的教书先生所受的报应也有一番评论:
游混公做了一生的坏人，混了一辈子徒弟，落得儿子出家绝嗣，媳妇被驴弄杀，真可叹息。卜通做了一世不通的先生，生女如此，亦足寒心。私淫学生之寡母，其妻亦淫抬轿之假婿，报应丝毫不爽。幸得儿子卜之仕，只呆傻不知事而异，还不曾有大丑大恶处，又不幸中之幸也，然而血祀已斩矣。人生世上，天理良心四字可忽乎哉! 2
因此，性描写是作者进行社会政治批判的手段，与其他末流的艳情小说仅仅展示横流的淫欲、为写性而写性不同，他对人物性生活的描写，持一种严肃而非欣赏的态度，这也是《姑妄言》高出其他艳情小说之处。在此，我们并不能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即以作品性描写的数量来得出作者是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的结论。
其次，作者写性也是在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明清艳情小说大多落入一个窠臼，即只顾性行为和性动作的展示，只顾生理的快感和愉悦，而很少涉及性心理的探析，以致有人认为艳情小说就是春宫图。这自然与作家的不同美学追求和创作水平有关。《姑妄言》 中有性行为动作的直白展示，又有对人物性心理的细腻刻画与探究。女性因种种原因而遇人不淑，导致性的无法满足，因而设法与人私通淫乱。作者对这些淫娃荡妇们既厌恶又同情, 真实地展现了他们的性饥渴、性幻想、性压抑、性体验, 这在艳情小说群体中是不多见的。如嬴氏的丈夫邬合是天阉，牛氏的丈夫马台是傻子，她们为满足正常的性需求而逐渐走上淫滥之路。第六回对阴氏幼年在私塾就学时被众男学生诱奸时的性心理进行了精彩的描述。第八回对阮最的妻子郏氏由守闺训的端庄女子变为淫滥之妇的心理也揭示得很真实。阮最性情轻佻，混迹于花柳丛，眼见皆淫娼行，遂嫌妻子郏氏死板无风韵，于男女之事只是淡淡应付。郏氏的性要求便未得满足。
他一身的骚淫伎俩，未得展出十分之一。他见丈夫既同娇娇打得火热，就得空时, 再不于他身上用工，反去用工在爱奴身上。.....想道: 他既宠幸得小子，我也可以宠幸得，此处无人敢来，除此小子之外，也再无可幸之人。他既偷得庶母，我便幸幸小子也无妨。况幸上了他，不但可以聊且解馋，且俗语说得好: 溺爱者不明。他主人既一心爱这小子，谅不疑惑，但恐年幼无济于事。又想道: 人说短棍拨火，强如用手，且救目前，再作养他二三年，自有长大的日子。强似如今下边这张嘴长吃月斋，弄得望梅止渴，馋眼咽唾。3
对于在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酷的明清时代何以会产生艳情小说等性文学，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先生的解释恐怕也有助于理解性描写的目的:
一则是因为世道衰微，世风日下，加以异族入主中原等原因，有些读书人绝意仕途，于是放荡不羁，游戏笔墨，聊以自娱; 二则是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在强大的禁锢力量的作用下，这种需要会产生一种反弹作用，以另一些方式释放出来, 这也是一种反抗，虽然是消极的反抗。
(二)性描写的程度
白屋先生认为，服务于表义需要的性描写在程度上应该是义达即止，不做多余渲染。
“描写程度是个最活跃的层次，它通过感性的形象材料实现描写目的，决定着或是给读者精神上以美的陶冶，或是生理上的性刺激，或是行动上对性行为的追求与摹仿。这有点像海洛因的使用——用得其量， 是镇静、消炎的良药; 用过其量，会戕害人的身心。”4
《姑妄言》的性描写令人乍舌。从篇幅来看, 几乎每一回都有对性的描写, 正文内容九十多万字，性描写的文字就占五分之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该书的校点本，仅性描写文字就删去约17万字，这样的数字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是其他艳情小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从内容而言，几乎包罗了所有花样的男女性关系，采战法、春宫图、性药具无一不备。这样的描写在明清艳情小说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义达即止也就是描写要含蓄，给读者留有品味的余地。多余的渲染就是与主题和刻画人物无关的描写。如果按照上述白屋先生所提出的标准来衡量《姑妄言》性描写的程度的话，我们恐怕会认为其性描写少有义达即止之处，而多为多余的渲染。但是，基于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肃和批判目的的明确以及对两性关系和心理的认识，对于作品中连篇累牍的性描写，我们很难简单地认为它就是作者主观的渲染。
(三)性描写的方式
白屋先生认为对性描写的方式的要求是含蓄。
“ 具体地讲，在形式上是避开正面的细节铺陈，而代之以间接写和侧面交待; 在效果上是‘使看懂者(成年人)不以为然，以为然者(青少年)看不大懂。’ 即是说，不但要从量上控制给多少, 还须分清哪类人给多少和如何给; 倘不分读者层次地一律对待和不讲究给的方式，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5
他又指出:
“不言而喻， 这里的‘含蓄’只是对那些量上适度者而言 ,至于那种恣意宜泄者，也就谈不到什么含蓄不含蓄了。”6
以上述标准来观照《姑妄言》的性描写，我们会发现，是含蓄不足而直白有余。
纵观中国的艳情文学史，从一开始就少有含蓄内敛的性描写，在淫风劲吹的明清两代，要求作品的性描写含蓄更加不可能，其时的包括艳情小说在内的各种艳情文学在性描写上的大胆奔放甚至赤裸就是明证。《姑妄言》 又是继承了此前的《如意君传》、《金瓶梅》 、《肉蒲团》等艳情文学的传统，自然不可能脱离其影响而让自己的作品变得“干净”起来。[微信公众号·棠山书院·文章] 其次，作者要通过性来表达对所憎恨的人物的批评，因此就不惜篇幅，对他们的性生活性关系进行淋漓尽致、态肆无羁的描写，唯如此，才可解作者心头之恨。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姑妄言》中看不到西洋艳情名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那种含蓄优美、给人遐想回味及美感享受的性描写，反而是直白的有点粗俗的性器官性行为行动作的展示。作者对自己赞赏并极力称扬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性生活，用的是极简略含蓄的笔法, 给人一种朦胧美。而对痛恨的人物的性生活，则是细节铺陈，几无美感。因此，性描写的方式和程度决定于目的。如对钟情和钱贵性生活的描写:
“他一个新举人娶亲，自然热闹。彩轿花灯，蓝伞火把，一路上乐声鼎沸，灯烛辉煌。到了家中, 三元百子轰雷震耳，花烛前引, 红毡匝地, 扶入洞房，交杯和卺，然后上床。”
如此“干净”的笔墨在全书中极为少见，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手法相同：
“二人千般旖旎， 万种温存，重整旗枪 ,又大战了一场。葵花每常何幸间或同他如此，不过是古板正传抽弄一会，适兴而已，并无奇异的做造。这祁辛是此道中的惯家，弄得葵花意乱心迷，身摇股凑，不能自主。”
《姑妄言》的性描写虽然粗俗直露夸张，量多面广, 但不可视为“多余的渲染”。尽管作者有时对性津津乐道，但总体上还是持一种很严肃的态度来劝善惩恶，肯定正常的夫妇之道，反对不合伦理道德的淫滥。
(四)性描写的效果
白屋先生认为性描写的效果：
“是最根本的一个标准。即使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也不等于就是完美的性描写了, 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心理和社会的文化需要, 倘离开这一根本目标，空谈应该如此如彼，有何意义呢? 实行这个标准需分两步走，先是理论考察，后是社会跟踪。前者即根据发生认识论的“生成’说，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思考: 后者即按照控制论和‘ 接受美学’的某些原理作实地的效果调查，并将其作为对一部作品性描写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7
尽管艳情小说面临着政府的禁毁和民间舆论的谴责的双重压力，但从明后期到清前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仍旧被大量炮制出来, 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有规模不小的读者群体。大批文人热衷于艳情小说的创作，又有大批人去阅读艳情小说，这在性压抑的明清两代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即作者和读者被压抑的性欲望得到了群体性的释放或某种程度的替代满足。
另外，在性科学还不发达、性知识缺乏的当时，艳情小说还能指导人们的性生活，起到性教育的作用。艳情小说中常常出现人物阅读或偷看艳情小说的情节，这应该符合历史事实。如《醒世姻缘传》中晁大舍将《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置于枕下，以备性生活之需。
当然，随着时代的不同，艳情小说在产生的当时和今天对社会和读者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艳情小说的性描写对我们今天的读者尤其是身心尚不成熟的青少年无疑有负面影响。在艳情小说中也有因阅读艳情小说而在性生活道路上堕落淫滥的描写, 这就是今天还要限制出版和发行这些小说的原因。
“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落实在阅读者看待周围世界的思维方法上。作为一种推论，色情文学作品当然对人也有影响，但即使认定色情文学对人们有着有害的影响，这种有害的影响也只是落实在人们的心理水平上，而不是落实在人们的行为水平上。”8
因此，色情文学的研究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色情文学与性犯罪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科学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去对待这批小说，汲取它们对今天的有益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