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萨特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
什么是爱？萨特从恋爱者和被爱者的相互关系探讨了这一问题。如同情欲一样，恋爱的过程也是一种想去占有的过程；而恋爱者对于被爱者的占有也不是如同占有一个物品，他想占有的是一个作为自由的自由。
这是什么意思呢？恋爱者并不取消被爱者的自由，而是想作为对被爱者自由的客观限制，就是说，让被爱者仅仅爱他一人，而且是自愿的。
实际上这里就有矛盾。例如，我爱她，那么，这一爱的实质就是谋划着让我被她所爱，于是我同时又是被爱者；然而被爱者的自由一开始就被限制了，也就是说，我是被她所限制而去爱她一个人，不能再选择去爱别的人。这跟我爱她的初衷是冲突的：我作为一个恋爱者爱她时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这样一来，我只有改变态度：我爱她，但我不能被她所爱，我不能同时又是被爱者；我只能爱一个不爱我的人。这显然也是很荒谬的。由此看来，爱情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恋爱者既要对方爱他，又要对方不爱他；他既要对方爱他，又要自己不成为被爱者；既要实现爱情，又要消除它。爱的过程就是这个矛盾的产生和消解，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消解。萨特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诱惑。在他那里，爱情与诱惑是一回事情。爱情是一种风雅的诱惑游戏，是一种优雅的冒险。
萨特对待诱惑的一个基本态度是，他更多地注重诱惑的过程，而并不看重结果。这是因为，诱惑本身就是去追求一个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或者说，即使得到什么，那结果也与预期的不一样，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或者象萨特后来喜欢说的那样，诱惑或爱情实际上是在玩输者赢、赢者输的把戏。
总而言之，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而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过程，过程千变万化，无可把握，恋爱者在这一诱惑过程中获得冒险的乐趣。萨特形容说，诱惑的过程有点像希腊悲剧的结尾，可以预知，让人害怕却又令人期待；又有点像音律的变换，有规律可循却永远无法把握。因此他乐于投身其中。
在萨特看来，诱惑的过程大抵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对方总是说“不”，然后被慢慢地挑逗起来，但仍然拒绝着，可是一次不如一次坚决。而他呢，总是温柔地耐心地坚持着，一点一点地攻克对方的防线，直到最后得到她。
这里萨特表示不同意年轻时期的司汤达的观点，司汤达认为，诱惑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欺骗行径，也就是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通常也是这样理解“诱惑”这个词的。萨特说，他不喜欢用诡计来得到一个女人，而是通过自己真正的本事。那么，他说的真正的本事是什么呢？
萨特所指是语言能力，主要是口头语言。他说，得到某个女人，不如在这一过程中她给了他表演（演讲）的机会更让他兴奋。每一次诱惑过程都让他的语言能力受到新的考验，他必须时时想出一些新招来对付新的情况，来讨得对方的欢心。
一旦征服了她，有时他反而不知道接着该怎么办。因此，如果结局是他对爱情感到沮丧，那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表明，他承认爱情是不会有任何确定结果的，从而有一种意乱情迷的自由感。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下：萨特说他不喜欢用诡计来得到一个女人，而要用真本事即用语言来达到诱惑的目的，那么，这个语言诱惑的过程就不包含着诡计吗？其中就没有欺骗的成分吗？如果有，那怎样与司汤达的态度区别开来？
司汤达的态度是以得到对方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怎么用都可以，不问其正当不正当。而萨特的态度是以诱惑本身为目的；手段的使用必须符合这一过程的尽量完美，不是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也不是怎么用都可以。
例如，即使象“波登事件”这样萨特认为是最糟糕的诱惑事件，他也没有为了占有她而说假话，而是在一开始就说，由于有了波伏瓦和万达，在他的生活中没有波登的位置。
而且他也明确地对波登说，他只能给她三天时间。然而到了他俩相处的第二个晚上，波登由于萨特没有对她提出进一步的性要求，情绪十分不好。于是萨特对她说，他爱她。他说这话显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知道，她回答说：“你这话帮不了我。如果你爱我，那么你就可以喜欢任何一个人。”
这里萨特似乎撒了点谎，但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说的话，因为诱惑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不这样说一下，于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这是为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性行动而对波登作出的补偿，而且他也知道波登不会相信这话。这与为了占有对方而说的假话应该有很大区别，后者才是真正的诡计和欺骗。
实际上，在萨特那里，这种运用语言诱惑的行动较少实用的成分，而较多形而上的因素。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表现头脑灵活的问题，而是用词语来征服世界；为自己的伴侣而征服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强大和美丽。
具体说来，在同一个女人相处时，应该向她“呈现”这个世界，向她揭示万物和世界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代替她，代替她思考和感觉，给她提供已知的对象；总而言之，就是为她创造快乐，使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当你在时，树木变得更像树木了，房屋变得更像房屋了，而整个世界也看起来更像是存在着的。
萨特说，后来他发现诱惑女性的过程跟写作十分相似：写作是抓住事物的意义，并尽可能地将它表现出来。从广义讲，写作也是一种诱惑，一种对读者的诱惑。因此可以说，对于女性的诱惑在萨特那里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而写作的兴趣反而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他说：“这也许就是我醉心于写作最深沉的元素——我看待艺术和爱情的方式使我觉得除了作为一个演员和讲故事者的天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来获得那些姑娘们的芳心。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简直就是基本的。”
有评论者认为，萨特是由于长得丑陋，才产生动力，通过奇妙的口才弥补这一不足和缺陷。萨特并不否认这是他热心用语言诱惑的一个原因，他说：“由于有一只坏眼，我期待女人接受我智力上的诱惑而爱上我。这样我就不会遭到一种轻易的抛弃。”
同时他又说，这一原因不是根本的。童年时他并不觉得自己丑陋，他有漂亮的金发和丰满的脸颊，他的斜视其实也看不出来。因此，即使他不丑，出于本性，他同样会热衷于语言的诱惑。
在《奇怪战争日记》中，萨特对自己过去的“诱惑”历史作了回顾和反省，他发现自己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爱情是双向的，诱惑也应该是双向的，而他始终将自己当成一个诱惑者，将那些女性当作被诱惑者，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其实在他诱惑对方时，对方也在诱惑他。他这种单向的要求，只是将对方当成一种绝对单纯的原材料，由他通过诱惑而被塑造成一件华美的艺术品。这种感受是不真实的。即使在当时，他心中也有某种疑虑，只是不太自觉罢了。
他对当时的状况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当我约会回来，口干舌燥，脸上的肌肉都笑得僵硬了，声音还不自觉地甜腻腻的，心里的恶心感因为‘又进了一步’的满足而不那么重要了。可笑的是，由于过于注重自己的手段，我从没想过，这个女人是不是也在耍着手段呢？”
同第一个问题相联系，第二个问题是，他的诱惑活动进行得太多太滥。后来回顾起来，他认为，以前对女人们说过的那些诱惑的语言，即使是对最好的、最配得上他的女人说的，都是很低劣的东西。
当然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不过萨特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一定要在地点、气氛、时间都到位，并且他和对方早就有爱慕之心的情况下，那些诱惑的语言才算过了关。就是说，真正的诱惑应该是双方对等的，应该是相互诱惑，应该是自然融合，而不是一方单演独角戏而自鸣得意，否则就是低劣的或不成功的。
20世纪对于人类性观念影响最大的学者，当推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他去世时（1939年）萨特尚无大的名声，可以说萨特对于弗洛伊德没有任何影响；而弗洛伊德对于萨特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萨特在巴黎高师读书时，弗洛伊德学说盛行，他读过弗洛伊德的一些著作，但并不喜欢，因为这与他一向接受的理性哲学相差甚远。实际上萨特仍然受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影响。据波伏瓦回忆，他俩结合自己的心理体验在一起讨论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并由此创造出自己相应的观念“自欺”。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已经对弗洛伊德的若干基本概念作出分析。50年代萨特还写了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为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弗洛伊德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另一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作为构筑他的历史结构人学的基本工具之一。
在性爱思想方面，萨特认为，弗洛伊德的有些东西同他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想从更深的心理层面来探究人类的性活动，而不囿于表面现象。例如，他们都认为，任何一个性活动都不会仅仅局限于它本身，它应该被归结到更深的结构中去；每一个性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它表示了一种更深的欲望；而有关的理论应该阐明这些结构和揭示这些欲望。
但是，在具体的探究过程中，两人在基本着眼点和方法上却有很大差别。例如，弗洛伊德的性爱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恋母情结”，应该算是他的独创。恋母情结说的是，一个男孩到了一定年龄（例如五、六岁）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排斥和取代父亲而占有母亲。同时他又害怕自己的生殖器被父亲阉割，于是压抑了这种“弑父娶母”的欲望。
如果从这以后，他开始懂得必须把自己的某些欲望内在化，服从包括父亲在内的社会权威的禁忌命令，就可以摆脱这一情结，走向成熟。如果他到达成年后还不能超越这一阶段，就可能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因此，人们的种种性态度和性行为，都可以通过这种恋母情结而得到解释。
如何看待这一理论假设？萨特认为，从这一概念的运用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本来是想破除传统性观念的某种决定论，最后仍然走向决定论和机械论。精神分析学家总是设法在这一情结中来寻求一切，把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男女之间的关系统统归结为这种原始的对母亲的固恋。
结果就成了这样：他们既可以拿这一情结解释某种性爱现象，紧接着又可以拿它来解释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性爱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弗洛伊德假设的这一情结自身是没有结构的,它仿佛是与生俱来，是所有人的一般共性。
而萨特认为，一开始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是一块白板，并没有什么恋母情结。是外界环境或每个人的历史来决定是否有这样的倾向产生或怎样产生。这种恋母情结尤其跟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境况有关。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有些类型的家庭组成的社会，例如太平洋珊瑚群岛上的原始人社会那里，这种恋母情结根本就不可能产生。
同样的，如果一个年轻人到了结婚年龄，他的这种情结或者被清除掉，或者仍然存在，这都跟他所生活的处境有极大关系。因此，恋母情结本身的形成和作用恰恰是需要解释的，它并非是一个没有任何结构的先天之物。
在萨特看来，各种性爱现象之间是互为因果的，现实的性爱关系和性爱生活具有各种不同的结构，每一结构都被前一结构严格限定，同时又保存前一结构，但它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前一结构。
例如，一个人成年后的性爱生活显然与他童年时的经历（被弗洛伊德归结为恋母情结）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后来的性爱特征是被他早期生活所决定的，但它的内容不仅仅是早期的东西，更有随着环境的变化、个体的成熟逐渐加进来的许多东西，因此不是一个简单的恋母情结可以解释得了的。
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在解释性爱现象时的一个特点：它其实只是从现在出发走向过去，倒退着来解释人的性爱，而将来的尺度似乎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它就无视人的自由意志在性爱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这一点与萨特的思想有根本区别。例如，在萨特看来，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恋母情结，并不是一个由过去来决定现在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处于具体境况之中的人为对待他人而作的谋划，是一种自我选择的方式。
同样的，弗洛伊德的其他一些基本概念如“里比多”（又译性力、性欲）、“潜意识”等，都有同恋母情结类似的特征。这些基本概念合起来构筑的性学体系，其总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性爱特征是完全被他的过去和外在的东西所决定，他本人甚至不能知晓这一根源，更谈不上由自己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了。而唯一可以洞悉其中隐秘的，大概只有弗洛伊德一人。因此弗洛伊德凭借他的精神分析学，在人类的这一领域扮演着一个类似上帝的角色。
与之相比，正如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萨特在他的性爱理论中，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人在境况中的自由，人在与他人的性爱关系中的自由。也许这种自由会被奴役，会扭曲变形，甚至表现为不自由的形态，但它永远不会被灭绝，它永远是自由。
两相比较，我们固然可以从弗洛伊德强调得有些过分的思想中找到人类性爱生活不自由的根源，我们更能通过萨特的思想，探求如何在性爱关系中不断地超越偶然存在而走向自由。
萨特的一个短篇小说《艾罗斯特拉特》，其中有较具体的性描写。小说的主人公叫保尔．希尔拔。也许是为了出名，也许是讨厌人类，一天他买了一把手枪，然后给一百零二个知名作家写下内容相同的信，准备枪杀五个不相干的人、最后剩下的一颗子弹给自己。在实施杀人计划时，他向一个肥胖的路人的肚子上开了三枪，被人们追至厕所，最终未能自杀而被捕。
在构思这个计划期间，希尔拔曾去找妓女发泄性欲。他平时虽然经常找妓女取乐，但从不与妓女性交。他的想法是：“我从来没有和妓女发生过肉体关系，因为这样做我会受到损失。你可以骑在她们身上，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她们会用她们的多毛的大嘴吞没你的下体，而且据我所闻，在这个交易里，即使从长远看来，得利的也是她们。我不愿意有求于人，可是我也不愿意给人什么。因此，最好给我一个冷漠而虔诚的妓女，她能抱着厌恶的心情听从我的摆布。”
本着这种想法，希尔拔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同一个金发妓女走进旅馆的房间。他让妓女脱光衣服，他注视着她的裸体却不碰她。有时他的裤子就这样弄湿了，有时他还得回家自己再手淫一番。
然而他买了手枪之后，再去找那个金发妓女，没有找到她。他遇见了一个栗色头发的妓女。以前他也注意到这个妓女，但没有同她打过交道，恐怕她不熟悉自己的那一套，所以一直没找她。这次他决定带着手枪去找她，手枪能给他壮胆。
走到这个妓女跟前，希尔拔发现她很像他对面的女邻居，那是一个副官的老婆。他对这一点很满意，因为好久以来他就想看这个女邻居脱光衣服的样子。每逢副官离开以后，她就开着窗户换衣服，他经常躲在自己窗户的窗帘后面偷看她。可她是在房间的深处动作，他总是看不清。现在可以在这个妓女身上满足他的窥裸欲了。
到了房间后，希尔拔要这个妓女脱掉衣服。妓女脱掉袍子后，问他为什么不脱。他要她别管他，自己脱光。妓女脱光后走过来说：“亲爱的，你是一个小坏蛋，一个小懒鬼吗？你想叫你的小亲亲动手包办一切吗？”她要帮他脱衣服，被他拒绝。
然后他要妓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妓女照办了，但很尴尬。再也没有比叫裸体的妇女走路更能使她们受窘的了。妓女生气地问：“你想要我这个样子走多久？”于是希尔拔又叫她坐下来，张开她的双腿。他注视着她的两腿之间，用力吸气，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又问妓女：“你懂了吗？”又开始大笑。
妓女满脸涨得通红，把两条腿合拢，起来拿起裤子要穿上，而希尔拔拿出手枪对着她，让她光着身子继续走来走去。５分钟后，他要妓女用手玩弄他的生殖器，直到把他的短裤弄湿。最后他递给她一张50法郎的纸币，在妓女无所适从的状态下扬长而去。他并不心痛自己花了这笔钱，因为他把一个妓女弄得十分狼狈，而一个妓女是不容易吃惊的，
在走下楼梯时希尔拔想：“这就是我想做的：使所有的人都吃惊！”
当晚，他梦见这个妓女的面容、他掏出手枪时她的眼光、还有她走动时跳动着的肥胖的肚子。惊醒过来后，他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开枪，没有把她的肚子打穿。当晚和以后几个晚上，他都梦见有六个红色的小洞成圆形环绕在一个肚脐眼周围。从这以后，他每逢外出都带着手枪，体验着杀人的快感和情景。
连同这篇在内的几个中短篇小说的发表在读者和评论家中间激起很大反响，有的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萨特的描写十分新颖，很有特点和个性，作为小说家很有前途和希望；也有人指责萨特小说中的描写淫秽下流，不堪卒读。萨特曾将自己出版的小说集送给继父一本，其中就有这一篇。而芒西先生翻了几页，实在看不下去，就退还给萨特了；以他所受的教育和养成的道德观念，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东西的。
实际上，小说中虽然有上述那些直露的性描写，却不含任何色情淫秽的成分。它不是为了刺激读者的感官而有这些描写，不是为写性而写性。这些描写是表达整篇小说的主题不可或缺的成分。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主人公持枪杀人，由此表现出反人性者的情态。但这个反人性者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所以最后他只是朝一个过路人的肚子上开了枪，并未直接打那人的致命之处；而打肚子的念头，是在玩弄那个妓女后产生的。
我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色情小说有两个似乎彼此矛盾的特点，其一是大段大段以刺激读者感官、挑逗读者性感受为目的的性描写，作者对自己所写的东西实际上是欣赏甚至着迷的；其二是不少地方有浓厚的道德说教，意思是色欲可怕、纵欲害人、因果报应等等。前者实，后者虚。
看这些小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是抱着“受教育”的目的来看的，而是沉湎于这一语言春宫图之中。如果说后一个特点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读者潜在地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使本来很自然的东西一开始就带上极不自然的神秘色彩。由此可见，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特点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
而萨特的小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性变态、窥裸狂的描写，既不是带有欣赏性的刻意渲染，也不是带着道德眼光予以谴责，而是十分自然地写出来，就象它们本来那样写出来。阅读这些段落，我们没有感官受到冲击的感受，与读那些色情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同时，我们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因为这样既直露而又不带色情意味的描写我们还十分少见。它揭示出，人的存在就是这样的：说不上好坏、善恶、美丑；只是显得没有什么理由，显得多余，让人有点些恶心。
从这篇小说的性描写中，我们可以找到萨特本人的一些性特征。小说中希尔拔有一句话：“对女人我是不会杀死她们的。我会向她们的腰部开枪；或者向她们的小腿开枪，迫使她们跳舞。”萨特当然不是以希尔拔自居，但这句话仍然反映了他对男性和女性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我们还记得，萨特同男性的关系，总是有暴力横阻于其间；而他对女性，却从来不会使用暴力。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这一种区别，不过将它转化为是否杀死对方。
小说中还有一个对希尔拔和他的同事见面情况的描写：他对同事十分客气，这是出于礼貌，虽然他连和他们握手都感到厌恶，握手时总是戴着手套。而他发现，那些同事之间总是脱下手套来互相问好，而脱手套的方式让他感到厌恶：他们掀翻手套，让手套慢慢地沿着手指滑下来，使肥厚而布满皱纹的手掌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这就象脱裤子一样，显得十分猥亵下流。
这一描写反映了萨特对于男性的某种距离感，以及对于男性间的亲密关系的厌恶之情。对于脱手套的描写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应该是来自他平时对有关情景的观察，与前面所述《恶心》中对于同性恋的手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尔拔不同妓女性交而只是窥视其裸体，最后以被妓女手淫而结束他的性活动。其中有多少是萨特本人的性特征的反映？显然，对做爱（性交）某种程度的厌恶，这是萨特的性特征，希尔拔的行为反映了这一点。
至于以窥视裸体为乐，应该不是萨特所喜好的。当然，萨特同女性在一起进行爱抚活动时，通常都赤裸着身子，但萨特并没有窥裸癖。他曾经说过，在他看来，裸体的女性并不比穿衣服的更加真实。
当他想起某个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女性时，头脑里浮现出的总是她穿衣服的形象，而非全裸。这里对希尔拔窥裸癖的描写，并非夫子自道，而毋宁说是对希尔拔的某种讽刺。
希尔拔要妓女为他服务，通过手淫而让他达到性高潮，这一描写也不是萨特性特征的反映。萨特在同女性相处时恐怕不会有类似的行为。因为在性活动中，萨特从来都是主动的，他只有爱抚对方的感觉，而没有被对方爱抚的感受。他从来都感受不到被对方抚弄的愉快。因此，在这一点上，萨特是将一个他不喜欢或无法感受的性活动方式加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这是小说家常干的事情。
我们注意到，萨特在谈及他同女人的关系以及他的性行为时，多次提到“猥亵”这个词。例如，他说同波伏瓦在一起时，深深地感受到因自己的猥亵而给对方造成的困窘，特别是在早期；又如，他说波登讲了一个同他在一起的猥亵故事，因此把她看得很低级（当然，他也承认自己显得猥亵，因此我把那一章定名为“猥亵的萨特”）；再如，他在评论自己同万达的关系时说，虽然他俩的关系不能说是猥亵的，但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因素。
那么，他所说的猥亵究竟是什么意思？通常所谓的猥亵就是下流，下流动作，下流行为；而这些动作行为是对他人的一种性侵犯，如猥亵某女性就是对她作出一些性方面的举动从而使她感受到骚扰和侵犯，而对方可以据此控告猥亵者，猥亵者要负法律责任。
萨特所说的猥亵是否也是此意？我想，首先可以排除一点的是，他显然不是从法律角度谈猥亵。即使被猥亵者自己并不感到受侵犯，这种猥亵仍然是存在的。
萨特所说的猥亵，是与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联系在一起的，他实际上是指人们性活动中的一种行为类型。例如，一个男子全身赤裸，站在一个女子面前，他这个样子是否是猥亵的？又如人们性交的样子看起来是否是猥亵的？
笼统地说，这都既不能说是猥亵的，也不能说不是猥亵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在他人面前赤身裸体，是否有性交活动，而在于这个样子和这种活动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中出现和进行，人与人的关系怎样。
一个人赤身裸体，仍然可以显得十分优雅（与猥亵相对），并由于这种优雅而显得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衣服遮蔽着；同样的，一个人的身体尽管有衣服遮盖着，由于它的某种活动仍然可能显示出猥亵来。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猥亵现象呢？
萨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肉体是被某个没有被它激发起情欲的人发现时，它就是猥亵的。换言之，一个处于性虐待狂或性受虐狂状态的人，他对他人显示的和对方对他显示的都是猥亵的景象。
而处于情欲状态的两个人，他们的身体和活动是优雅的。这就是说，对每一个人来说，对方的活动和形象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它是必然的，因此没有脱离当时的境况，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多余的；它又是自由的，因此他的身体显现为境况中的心理，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赤裸着身体，两个处于情欲状态的人，彼此看对方似乎有一层薄纱遮盖着身体，在揭示中被遮盖，这层薄纱就是优雅。即使有着各种性活动，两个处于情欲状态的人，彼此并不能直接占有对方，而只能以自身的肉体化来引起对方的肉体化，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双方阻隔，而这道屏障就是优雅。
性虐待狂要做的是将这个优雅摧毁，直接占有对方，于是他使自己和对方在形象和活动中显示为猥亵。就他而言，他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工具，于是他的形象和活动，不再是既必然又自由，而是非此即彼。既然是工具，他的身体就没有自由，而是为着特定目的而运作，因此他的活动是可以预测的；然而他自以为是完全自由的，为此而显现的形象和活动就显得没有必要，是多余的；这就是猥亵。
而性受虐狂的情况也一样：他的身体被性虐待狂看成一个工具，而他自己也把自己看成一个供他人使用的工具，他按照他人的意志作出种种姿态和动作；然而对方想占有的并不是一个机器人或植物人，而是一个自由人，因此希望他自由地表现出愿意被折服和被奴役，这就使得他的形象和活动具有某种多余性或无缘无故性，这就是猥亵。
由此我们来看萨特同女性的关系。首先，他认为猥亵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他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自己身上猥亵的成分；其次，既然他在同女性相处时有一种性虐待狂倾向，他不可能完全没有猥亵的东西。
在相处的女性中，波伏瓦是一个异数。在某种意义上说，波伏瓦对于萨特是唯一的。６０岁时他对让松说，波伏瓦既有男人的智慧，又有女人的敏感；他在她身上找到了他所欲求的一切。将近70岁时他对波伏瓦说：“我发现你具有我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因此，这就把其他的女人放在一边去了——例如，她们可能只是长得漂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体现的东西比我希望于女性的多得多，别的人则较少，这样她们也较少卷入。”
萨特甚至对波伏瓦说，由于有了她，就妨碍他同其他女子生活在世界中。波伏瓦问这是什么意思。萨特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世界，就是他和波伏瓦的世界；与此相比，他同其他女性的关系就显得有些低下。如果要拿我们刚才关于猥亵的观点来分析，可以这么说，在同波伏瓦的关系中，萨特尽可能地减少猥亵的成分，尽可能地消解自己的性虐待狂倾向。
其原因在于，无论在哪一方面，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的关系包括性关系都是相互的。萨特承认，这样一来，他俩在肉体关系方面的强度会有所减弱，但换来的是他追求的两性间的平等以及情欲的相互性。
而他同波登的关系正好相反，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萨特在心中是瞧不上波登的，认为她很低级。在具体的性行为中，他不但觉得她是猥亵的，也感受到自己的猥亵性。他在给波登的公开信中说自己是色情狂即性虐待狂虽然不完全是事实，但他的性虐待狂倾向确实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而性品格较平时要低下得多。
当然，萨特在同波伏瓦的关系中也不是一点猥亵的成分都没有，只是很少；而在同波登的关系中也不完全都是猥亵，只是较多，占了主导的地位。
萨特同万达的关系介乎波伏瓦和波登之间，即那种猥亵的成分仍然存在，但不是那样浓。这是因为，萨特同她的关系肯定不是那么平等的，但由于他对她有较多的体贴之意，那种性虐待狂的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