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由爷爷带大,和老人家的关系十分亲密,也在很多方面受到他的影响。转眼间爷爷已经离我而去快3个年头了,谨以此文的几个故事作为他一生的缩影,聊以纪念。
1. 一个勇敢的战士
爷爷生于 1927 年,来自革命老区山西的一个穷苦人家,从小就以给地主家放牛为生。那是一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当局又悍然发起反动政变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我党进行镇压,日本侵华的阴云也逐渐开始笼罩神州大地。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革命的火种跟随红军长征播撒到了山西。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就对共产党和红军在当地的事迹耳濡目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不断恶化,他对加入共产党拯救国家于危亡的信念也越发强烈。
17岁那年,家里迫于生计将爷爷送到日伪军的兵站充当壮丁,从日军的伙食团收集一些剩饭泔水养活父母弟妹。10月的一天,他和其他几个壮丁受指派在野外巡逻时,被活动在当地进行敌后抗日的八路军包围。部队政委对他们做了工作,说明了当前局势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告知他们可以选择回家,也可以选择留在八路军一起打日本鬼子。参军报国,加入共产党是爷爷从小以来的夙愿。现在他找到了组织,或者说是组织找到了他,他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当天晚上他回家和父母弟妹进行了告别,第二天就跟着八路军的部队离开了。
1945年初,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但山西的局势仍不容乐观,盘踞在当地的日军进入了最后的癫狂,变得愈发凶狠。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也从地下、敌后,转变为正面进攻。3月,在翼城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日军手雷落入我军战壕,掉落在指挥战斗的连长和排长旁边。在危急时刻,爷爷飞身向前,一把抓起正滋滋作响的手雷就往外扔。手雷在脱手的一瞬间爆炸了,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被炸断,掌心也炸得血肉模糊,整个人晕了过去,被拾下战场急救。在医疗设施醒来后他才得知,因为他的举动,两个排长和一个连长得救了,但右手却会留下终生残疾,至少需要休养半年,以后可能无法再上战场。
战斗结束后,连队长官来看望他,告知他战斗胜利的消息,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需求可以向组织提,部队也可以派人送他回家。他毅然地拒绝了,只提了一个要求:伤好后要再上战场杀鬼子,不把鬼子赶走就不回家。他说:“作为一名战士,在战场上杀敌是天职,保护好首长更是首要任务,如果部队没有了指挥,仗还怎么打。所以当时想都没想就去捡手雷了,绝对不能让首长遇到危险。”连长听后十分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将他升为班长,让他伤好后继续带兵打仗。住院仅三个月,他就不顾医生劝阻提前出院回到了战场,最终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后来,他还在解放战争的十数个战役以及建国后的西南剿匪中立下了卓著战功,数次参加毛主席以及朱德、林彪等领导人主持的表彰大会。
2. 一个坚定的党员
时间快进到 70 年代末,国家已趋于稳定,进入到发展建设阶段。彼时,爷爷已经从军队转业,在一家国有工厂担任领导。当时,有很多情况和他类似的军官转业到各地方部门,有些人褪去军装以后,在所谓“环境”和“形势” 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谋“发展”,为子女今后就业、甚至“继承”领导岗位谋“出路”。但他却一直坚守信念,从来不用自己的领导职务为自己、为家人、为他人行方便,别人送来礼物也悉数拒收退回。他常说,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必须时刻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记于心,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公,这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对的,要是忘了这些,人就变色了。
当时,爷爷有一位关系不错的战友转业到市政府担任领导,有一天到家中拜访,就聊起子女就业的问题。那位战友对他说,你儿子十七八岁,年纪也差不多了,让他去学学开车,我可以给你把他安排到市政府的小车班当司机,这个工作挺不错的,事情不多,待遇也好,有编制,还能认识很多人。话还没说完,他就把老战友打断了,批评到,我们是共产党员,这种走关系、走后门的事我们不能干。如果把我儿子安排进去,那些踏踏实实的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怎么办。如果我们这么干,人民群众会怎么看我们,怎么看我们党。革命时期我们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还得是怎么样,绝对不能变色。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让儿子去的,他现在还在上学,以后能找什么工作全靠他自己。后来,这位战友又去过两三次,还是想再劝劝他,不要那么“迂腐”,要看看其他人,但都被他骂了回去,二人从此也就断了联系。而爷爷的子女,后来都靠自己进了工厂,直到退休都一直是一线工人,没有受到他的任何照顾。
爷爷始终坚持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不做有损人民利益的事,在单位历次大会和各种场合都指名道姓地痛批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因此得罪了很多领导。他在职时,主管后勤保障和住房分配。有一次,一个被他批评过的领导在外造谣,说他分配住房不公平,自己搞了套大房子,还唆使几个工人来家里闹事。当工人们到家中时,看到他虽然作为领导,但住的房子和分给他们的一样,家庭成员还比自己多,家具很简单,坐处就只有一张长条沙发,都不够他们来的人坐。他问他们,你们有什么需求就说出来,只要是合理的,单位能够保障的,我一定会在会上提出来,尽量争取帮你们解决。那几个工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地抽烟,还有人眼眶也红了,最后都很不好意思,一个个借故离开了。那次以后,工人们遇到事情,都来找他主持公道。
3. 一个亲密的爱人
据说,奶奶的家族来自南京,她的父亲毕业于东陆大学,并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担职。奶奶从小生活条件优渥,也养成了一些“小姐脾气”,从来受不得气。后来,其父因支持革命党被刺杀,从此家道中落。解放后,奶奶一家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有文化,她被分配到一个水文站工作。当时水文站的领导是爷爷以前的战友,就将二人介绍认识。爷爷在外面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但对待奶奶却是十分的温柔,一辈子都没有发过脾气,家里的事也都依奶奶,两人相伴度过了60多年。2017年1月31日一早,奶奶在床上吃过早餐后安详地去世了。爷爷进到奶奶屋里,望着昔日的爱人,低声问周围的人:哎,你们看,被褥好像还在动呢,她只是睡着了吧。直到医生来宣布了奶奶的死亡,爷爷才默默地出到客厅,一言不发。在一段时间里,家人都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所幸,爷爷还是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2018年下旬,爷爷的身体出现状况,入院接受治疗。进医院的时候,爷爷自己说,这次来了,我怕是就出不去了。我们都宽慰他,不会的,病治好了我们还一起回家过年呢。在这期间,爷爷的看护由他的两个女儿和我爸妈轮流接替,他的病情也一直反复,接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但爷爷都挺了过来。到了2019年1月,爷爷每天都问看护他的人,今天是几号了。大家也都如实告诉他,并没有多想。1月31日下午,轮到我的母亲去接班看护。爷爷问她,今天是31号了吧。母亲回答是的。晚上9点多,母亲到病房外的走廊透气,房内却突然传来监护器报警的声音。母亲立即返回病房,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也赶来了。原来在母亲出去的空档,爷爷自己拔掉了氧气管和其他维生装置。尽管进行了抢救,但爷爷的血压、血氧饱和度和其他指标还是很快就下降到了临界。医生摇头通知家人准备后事。直到忙完,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爷爷一直是在等这一天,想和奶奶同月同日离开。前几次危险都是靠着这个意志活下来的,1月以来每天问日期,也是有“预谋”的。一个人,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抗拒死亡,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样的事,却真真实实发生在爷爷身上!这就是超脱政治信仰以外,存在于全人类的共同情感——爱。
关于爷爷的故事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还可以慢慢聊。希望他的事迹和精神,能够通过这些文字继续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