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性描写看明末女性生存状况
《金瓶梅》一书，长期以来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皆认为它在房事里使用了太多笔墨。其实，在我看来，可能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明了。事实上，《金瓶梅》被禁，肯定还有性描写过多过滥之外的因素。从政治角度看，它以西门庆和蔡京的形象，分别影射了正德皇帝和奸臣严嵩；从经济角度看，西门庆的暴发与“崛起”，是明朝社会地痞流氓巧取豪夺、投机钻营的深刻写照；从西门庆与众多女性宣淫，也勾勒出了明代女性生存状况堪忧的境遇。在此，仅就《金瓶梅》大量性描写披露出当时女性生存状况恶劣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其一，品读《金瓶梅》，应当跳出房事看写性。
由于西门庆生性好淫，见不得漂亮女性的面，凡是看中的无不采取各式各样的手段，不惜千方百计，不怕千难万险，不顾千夫所指，一门心思就是占有。所以除去极个别的几位女子（如歌女楚云，何千户娘子蓝氏，林太太儿子王三官娘子黄氏等，详见第77回、78回）被他看上未能得手外，大多都被他收入“后宫”或玩了“一夜情”。所以，《金瓶梅》书中为了刻画西门庆之好色，不得不用了很多篇幅写性。
柔情以为，我们不能被《金瓶梅》性描写表面文字所迷惑，要看到性事背后的其他内容。如可以看到明代社会风气的败坏，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可以看见权力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在发挥作用，也在婚姻家庭、甚至是感情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以看出贪淫的罪恶及其最终所导致的死亡悲剧结果等等。
其二，透过性事描写，能够分析女性生存状况。
在与西门庆有过关系的20多位女性中，可以说出身地位家庭境况各不相同。但简单归纳后主要是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为爱而性，如李瓶儿、韩爱姐。第二种类型是为性而性，如林太太。第三种类型是为钱财而性或为地位而性的，这种人包括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李桂姐等。而潘金莲则是兼有三者，既为爱，也为财、为地位，当然也为性，她是一个综合的复杂体。
也许女性的这种生存状况，不仅古代有，近代和当代也可能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存在未必就是合理，存在未必就是合法。为爱而性的，值得提倡；为性而性的，应当避免；为名利而性的，就愈加不道德，然而却难以杜绝。犹如当今或明或暗的“卖肉”市场，在无数次专项打击后常常能很快“死灰复燃”；犹如或多或少的“日后提拔”现象，在三令五申禁止时依旧不时“公之于众”。前不久，看到一篇短文，讲的是贪官与“三八红旗手”情人的真实现象和真实故事。贪官的情人竟成为“三八红旗手”，很是杯具。
其三，写淫实际写恶，意在讥讽乱性后的悲哀。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封建社会，小说作者无法不表现出正统的儒家思维和理念。故他（或者他们）是用惩恶劝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模式来统领和总结全书。从这个角度看，戒淫劝善，当是《金瓶梅》主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希望以自己的笔触，告诫人们纵欲者必然会戕害自身，只有恢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个人和社会才能走向正常。
此处，以《金瓶梅》书中一段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偷情的情况来加以说明：潘金莲为了稳固在家中的地位，一直非常渴望给西门庆生个孩子，为此她不惜吃药、拜佛，但就是不能如愿。可是，在她与陈经济为数不多的偷情过程中却意外地顺利地怀孕了。该有的时候没有；不该有的时候又有了，还要吃药堕胎，是多么尴尬、多么悲哀啊。其实，乱情乱性的这种悲剧结局，绝不仅仅发生在潘金莲一人身上。书上有先例，书外难道没有悲情重演？
总之，《金瓶梅》反映的女性生存状况问题，是个明代就存在的老问题，也是个如今不得不重视的新问题。该如何破解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