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
原题\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
作者\王彪
《金瓶梅》也许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令学者尴尬的一部作品。凭它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与哲学思辩色彩，凭它对人类、人性、生命悲剧的深层思考与把握历史命运的企图，凭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精湛的写实艺术,它完全有理由跻身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列。但《金瓶梅》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殊荣。《金瓶梅》“秽书”的恶名毕竟太响亮了,任何一个严肃的中国学者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个问题。五十多年前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划时代评价的郑振铎先生,谈到《金瓶梅》的意义,也只得斟词酌句地说:“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重点号为笔者按)谁都能看出郑振铎先生的真实用意,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郑振铎先生只好用“如果”这样的假设虚晃一枪,以达到充分肯定《金瓶梅》价值的目的。但作为结论性的评述,郑振铎先生的评价不免让人生出逻辑上的疑惑,因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不除净这些秽亵章节,《金瓶梅》能不能称为一流小说?或者说,《金瓶梅》按《金瓶梅》本身的样子,它还够得上伟大吗?《金瓶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这样的疑问对五十余年前的郑振铎先生,不免有些苛刻了。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郑先生的“如果除净……它仍……”这样的句式,在当今《金瓶梅》研究论文中,仍触目皆见,似乎成了一道公式。我们说,这多少反映出学者们对待《金瓶梅》性描写的潜在的心理动机。事实上,确有许多学者从内心替《金瓶梅》惋惜,要是没有这些秽笔,《金瓶梅》的评价不就简单多了么?!
这种心理最直接的表露,是《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的提出,虽然有许多学者著文予以反驳,但《金瓶梅》性描写的评价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可以说,性描写问题始终困绕着《金瓶梅》思想、艺术价值的评判。不澄清性描写在《金瓶梅》本文中的地位与意义,《金瓶梅》将永远处于“如果除净……它仍……”这样的二元分裂中,作为一个完整文本的《金瓶梅》的整体评价亦将很难得到解决。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肉本身。我们说,只有从内容乃至形式上解决性描写之于《金瓶梅》的意义,《金瓶梅》本文的整体观才能得以确立,我们的眼光才会“二元归一”。(性描写对表现主题思想与人物形象的作用,请参阅拙作《人性之恶与生命之恶的寓言——《金瓶梅》性描写新论》,《学术研究》92.5)。
下面试从小说叙事学角度,探讨一下《金瓶梅》性描写的形式功能。
一
在讨论问题之前,首先需澄清的是“性描写”这个概念。《金瓶梅》写到“性”的,篇幅实在不少,其中特别露骨的部分,少说也有一二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金瓶梅词话》与齐鲁书社1987年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分别删去19161字和10385字。这些删去的文字,都是直接而细腻地写性交场面的,是秽笔中的秽笔了。除去这些,《金瓶梅》还有一些写性的文字,属于一般性的对性生活的介绍或点染,包括一部分描摹性情景的词曲,这些当然都属我们所说的“性描写”。
但《金瓶梅》的性描写还应包含更多的内容,因为即使阅读删去这些文字的洁本,我们仍能感觉到“性”这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它们完全溶解在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中,以至我们无法把它们像直接描写性活动文字那样可以从小说中剔除出来。它们至少包括性心理、性意识、性情绪,乃至更日常生活化的性情趣,更潜在的渗透于叙述、对话、行为中的性情境等等。这些较为隐秘间接的性文字,我们同样可以视为性描写。
所以,我们所谓的“性描写”,实际上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方能印证茅盾、林语堂所指的性之描写“十之六七”②与“五分之四”③的论断。他们把《金瓶梅》性描写的文字,描述到危言耸听的地步,实在不是毫无根据的夸张,而是基于广义的性描写概念之上的。否则,近一百万字的《金瓶梅》,有五、六十万乃至七、八十万性描写篇幅,说起来不免让人感到荒唐了。
由此,我们再进入文本意义的考察,来看看《金瓶梅》性描写的形式功能及其审美价值。
《金瓶梅》是一部家庭小说,它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写西门庆与他六个妻妾的日常生活,其中性生活是作为暴露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糜烂生活与人欲、人性恶的契合点而得以突出展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某些段落直接写性活动场景外,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极小的细节、事件——比如大小老婆拌嘴啦,打丫头啦,喝茶吃酒听曲啦等等描写中,追溯到“性”这个中心点。在《金瓶梅》里,“性描写”似乎像一个纽结一样,包裹着情节的诸多网络。这个纽结,无疑就是《金瓶梅》的叙述视角。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说:“在文学中,我们从来不曾和原始的未经处理的事件或事实打交道,我们所接触的总是通过某种方式介绍的事件。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便产生两个不同的事实。事物的各个方面都由使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角所决定。”④《金瓶梅》正是以“性”视角,来观照西门大宅的兴衰与西门庆等人的命运的。
首先,我们从《金瓶梅》的叙事框架构成,看性描写作为叙述视角,对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金瓶梅》全书故事,要而言之,无非写西门庆纵欲亡身,家破业败的悲剧,所谓“财色”,尤其是“色”之祸。小说开头、结尾都有极明确的提示,毋庸多说。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叙述视角就不可能离开“性”而放到其他关节点上。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勾搭李瓶儿,诱奸宋惠莲,奸占如意儿,乃至四处追花逐蝶,私通王六儿、林太太、贲四嫂等等,西门庆的生活史,即是在“性”视角下展现的一部纵欲史与淫乱史,同时,伴随着西门庆的皮肉滥淫,《金瓶梅》也为我们暴露了晚明社会的罪恶。比如武大、花子虚之死与来旺儿被谄,还有武松的刺配,宋惠莲父亲宋仁的惨死,这些血淋淋的冤魂又是西门庆淫乱史必然生发的罪恶史中的殉葬品。它们同样也是在“性”视角下被展示出来的。所以,性的罪孽与灾难在内容上作为全书的题旨,而性描写本身,在形式上又作为叙事框架构成的视角因素,扮演着统摄、观照全书人物与情节的重要作用。
其次,我们说性描写作为叙述视角,除整体故事大框架构筑外,还有更深层、内在的原因。《金瓶梅》的家庭矛盾、妻妾争宠等这些构成全书主要内容的情节,作者往往不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或文化角度去审视观察的,他专注的亦是“性”视角。
一方面,固然因为《金瓶梅》把许许多多的日常生活矛盾最终归结于“性”。西门大宅内的大多勾心斗角,其实都源于抢夺西门庆的宠爱,从发生学角度看,性无疑是这些矛盾与争斗的原动力。为获取性欲满足而滋生的占有欲,无法满足引起的不满、焦虑、嫉妒,满足后怕又失去的恐惧、担忧……,这是一部肉体与精神相互交织,希望与绝望、欲求与挣扎痛苦交融、挤压的生存交响曲,性在这里扮演着无法替代的主导功能。比如围绕潘金莲展开的她与孙雪娥、李瓶儿、吴月娘之间的三次重大冲突。表面看,潘金莲激打孙雪娥,只是这两个小老婆为争夺自己的地位而作的一次公开较量。但其实,却是这两个女人性心理的曲折表现。潘金莲进了西门大宅后,一心想着在性生活上独占西门庆,这需要她向西门庆的其他几房妻妾挑战并最终战胜她们。选择地位较低的孙雪娥作对象,不过是潘金莲为满足性欲与占有欲进行的最初尝试。而孙雪娥嫉妒潘金莲在性方面的优势,是她不满于潘金莲的根本心理动机,她与吴月娘的那段话说得最明白不过:“娘,你还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事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所以,孙雪娥听了春梅几句抱怨后,便急忙跳出来与潘金莲对阵。这是特定性心理驱动下对“性权利”的争夺,体现着作者通过“性纽结”对生命情状与人欲本能的深层透视。
潘金莲与李瓶儿的冲突起始于李瓶儿怀孕。听到这个消息后,潘金莲对李瓶儿的态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抓住所有机会讽刺挖苦李瓶儿,以致招来西门庆的性惩罚。这段出现在二十七回的著名的性描写,它对情节推进的提示、象征作用,我们放在后文再论述。这里需指出的是,《金瓶梅》把潘、李冲突置于这段重要的性描写中,显示着它用“性”展现、归结人物关系的企图。葡萄架下疯狂的性诱惑、性凌虐、性惩罚,即是性视角下矛盾冲突的必然导引。
潘金莲与吴月娘的正面冲突最迟，但闹得最凶。一个倒地撒泼,装疯作痴;一个要半夜寻一条绳子吊死。这件惊心动魄的大事，起因不过是潘金莲来月娘房里拉西门庆去睡觉。虽然吴月娘仅是出于正妻尊严受到挑衅而阻拦了西门庆,但我们不能不说此事实乃缘“性”而起。潘金莲变态的性意识,强烈的性欲望,使她无视封建家庭的秩序,她最终把自己的性权利完全公开化与合理化,是作者对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及故事结局的某种提示。这场风波表面上以潘金莲失败而告终，但西门庆反而更深地陷于潘金莲的性诱惑之中,其结果,是西门庆毁灭不可避免的到来。
总之,西门大宅内的女人们,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矛盾与纠葛,常常是由性而生发。作者用性生理——性心理构成的视角,透视出人欲本能对家庭与人物内在矛盾冲突的影响。这是一种还原到生理解剖的病理学观察,对《金瓶梅》来说,这样的处理是合乎题旨需要的,因为要说明人欲之恶,必然要把事件与矛盾的诸种动因,归之于性这个纽结。
另一方面,《金瓶梅》把性作为叙述视角的出发点,即用“性”这片特殊的滤色镜,来摄取生活。《金瓶梅》以相当的篇幅直接展示性活动的种种情形,它把性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心内容。与《三国》、《水浒》等小说不同,《金瓶梅》关注的是家庭生活,其视角焦点集中在日常琐事乃至床弟之间。作为西门大宅这样封闭性的社会空间,西门庆的六个妻妾与那一帮丫头、帮佣的生存竞争更多地以性的形式展示出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性问题是这些女人们生存的头等大事,谁在这方面败北,谁就将面临被冷落的困境。孙雪娥的失宠,即是最好的说明。按照托多罗夫的理论,视角其实包涵某种虚构世界的观点。在这个观点下,事件的面貌总是与之相呼应的。我们可以从《金瓶梅》中李瓶儿性格前后变化之谜,窥见作者运用“性视角”的实际功能。作为花子虚与蒋竹山老婆的李瓶儿,跟后来嫁到西门花园里的李瓶儿,其性格之残忍、狠辣与温柔、忍让的鲜明对比,曾令许多学者大惑不解,认为缺少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动因与过程。其实,由于作者以“性”作为视角焦点,李瓶儿的性格变化就显得极其自然,以致作者忽略了必要的情节铺垫。我们只要依据李瓶儿对西门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这样的表白和他们之间一系列性活动的描写,就不难领悟《金瓶梅》叙述中内在的性视角奥秘,这是一种消融于叙述本身的方式方法,我们只有进入这种视角,才能领略其中的意蕴。
再次,性描写作为叙述视角,具有极强的形式动力,参预构筑着小说整体的叙述方式、形态、风格。《金瓶梅》的叙述方式与形态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作为与《三国》、《水浒》的讲史与英雄传奇完全不同的家庭小说,它开世情小说之先河。在叙述上采用近距离透视生活,细腻审察家庭琐事与人物关系,着重展示人物命运的方法,与《三国》、《水浒》相比,实现了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从远到近,从粗到细等等一系列叙事形态的转变。这个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性视角的强化。在性视角下,原先隐藏于帷幕后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被暴露出来,家庭隐私、个人生活隐私成为被注目的重要对象。由于叙述空间的限制,每一种日常生活的细部都显得极为突出。而性视角的生理学因素,又使这种审视的目光带上病理解剖的细腻、敏锐、自然裸露的特点。诚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我们说的视角是根据一种特殊的模式,作品内部的感知方式。”⑤在《金瓶梅》里,床笫生活的展示,性意识、性心理、性情趣、性情境乃至缘“性”而起的家庭矛盾与琐事的叙写,正是作为“特殊的模式”,作为“作品内部的感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构筑了小说整体叙述形态的特点。我们说《金瓶梅》具有事无巨细地实录家庭生活及暴露阴暗心理与人事的自然主义色彩,追根溯源,亦不妨说是性描写作为叙述视角,必然建构的叙述方式所起的作用。
二
在《金瓶梅》里,性描写还作为叙述动力,推进着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从而成为小说叙事构成的内在组织。
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家罗兰·巴尔特说:“叙述活动的动力正是连续和后果的混淆不清本身,因为叙事作品中后面发生的总是被读者视为由……引起的。”⑥叙事作品的因果关系使“因”往往成为达到“果”的动力。《金瓶梅》以大量篇幅写了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性生活,这些性描写一旦出现,即成为一种遏止不住的形式冲动,推进着情节与人物朝注定的方面发展。西门庆的纵欲与暴亡,就是因与果的必然联结。还有“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⑦这三个组成《金瓶梅》书名的女性的命运,也构成了因与果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又显然是由一种叙述的动力完成的,由因(纵欲、滥淫等性生活描写)所表现出的一种“动量”推进下达到的。比如胡僧药及与此相关的性活动描写。西门庆得了胡僧药后,如获至宝,先是与王六儿试药,继而与李瓶儿、潘金莲狂淫,并由此引出了人物的行为、对话、心理等一系列描写。这里,试胡僧药一事推动了西门庆与王六儿、李瓶儿、潘金莲之间复杂关系的叙写,使情节得以展开,并由此及彼,生发与推动了其他情节的发生与发展。如第五十回写西门庆吃了胡僧药去李瓶儿房里过夜,潘金莲心生嫉恨,第二天便在吴月娘面前挑弄是非,于是引发了几个女人间的一场明争暗斗。性描写的这种动力功能一直延续到西门庆、潘金莲,乃至春梅人生悲剧的完成。由于西门庆结交的女人越来越多,他的性事亦越来越频繁,与此关联的情节推进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紧密。最终西门庆已疲于奔命,虽然此时他自觉腰酸背疼,但他完全无力把自己抛出故事情节发展的滚滚车轮了。一系列环环相加的性描写所产生的情节推动力太强大了,它终于将西门庆置于死亡的轮底。《金瓶梅》用潘金莲和胡僧药来了结西门庆的生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还有李瓶儿的得病与死亡,也是这种因果关系的必然展现。第五十回有一段关于李瓶儿经期与西门庆过性生活的描写,它是不久后李瓶儿得经血淋漓之症,并最终“血山崩”不治而死的直接根由。李瓶儿的命运,从某种意义说,正是由这段短短的性描写所推动的。从叙事角度看,它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过程。
除直接的性活动场面描写外,更内在的叙述推进力,还在于性心理、性意识等方面的表现。潘金莲是西门大宅内最不安份的女人,小说几乎每回都写到她与丫环、仆人、西门庆其余几位妻妾的明争暗斗。而许多寻衅闹事、争宠斗荣的情节又往往是她变态的性心理,特别敏锐的性意识与强烈的性欲求生发的。私通琴童,是她在西门庆外出而倍感寂寞之时,急切中饥不择食发生的淫乱行为,后来直接导致了西门大宅内一场大风波。三十八回的雪夜弄琵琶,是潘金莲独守空房,难耐凄凉的心理写照,同时又是潘金莲性苦闷的强烈映衬。潘金莲的这种心境与情绪,构成了她与李瓶儿争夺西门庆“过夜权”这样重要的故事情节。还有五十八回潘金莲毒打丫环秋菊一段描写,其实也是她性欲无法满足所产生的变态性情绪的曲折发泄。尽管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她对李瓶儿生子的嫉恨。但《金瓶梅》写潘金莲对官哥的谋害,许多时候是因为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过夜,潘金莲的性欲望受到压抑才发生的。
所以,性心理、性意识的刻画与表现,在叙述上首先不是作为人物性格的补充、丰满,而是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出现的。《金瓶梅》每写到一段性心理与性情绪,总要安排一系列由此生发的其他情节。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性心理、性意识、性情绪的描写不是寄附于情节与人物的描写之上,恰恰相反,倒是由这些性描写,构筑了小说的情节内容。这是《金瓶梅》非常独特的叙述手法,它明显区别于古代大部分小说把性心理等的描写仅仅作为塑造人物需要,而没有情节推进的叙述动力功能的做法,创造了全新的叙事结构系统。
性描写作为叙述动力,除故事情节的推进之外,还表现在对人物关系与人物性格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性描写是《金瓶梅》许多人物相互间矛盾、纠葛的一面镜子,同时又是一种催化剂与推进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十七回葡萄架那段长篇色情文字。潘金莲由于偷听到李瓶儿怀孕的消息,心中十分嫉妒,对李瓶儿冷嘲热讽。潘金莲的尖酸刻薄,引起了西门庆的恼怒。西门庆借与潘金莲交欢之机,向她施以疯狂的性凌虐,致使潘金莲“目瞑气息”、“舌尖冰冷”。事实上,这段大肆铺张的性描写同时还是人物关系的提示。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惩罚,表明她在西门庆眼中的地位已无法与李瓶儿相提并论,但西门庆又无法完全抛开潘金莲,他选择“性”而不是别的什么惩罚即说明了这一点。潘金莲作为最合适的性伙伴之一(另一人是王六儿),对西门庆的诱惑毕竟太大了,实在超出了他内心对潘金莲的恼恨。西门庆至死都无法摆脱他对潘金莲的这种矛盾心态。而对潘金莲来说,葡萄架下的性惩罚,使她明白了自己在西门大宅内的地位,并将受抑受虐后的憎恨与厌恶导向李瓶儿刚刚孕育的儿子,最终将他置之死地。所以,在全书中,二十七回的这段色情描写,成了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潘、李由亲密而生疏,而仇视,而暗斗,家庭波澜遂层层迭起,直到官哥夭亡,揭开了西门家败亡序幕。
《金瓶梅》的性描写,在推动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人物性格的发展。从西门庆与潘金莲间一连串性生活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俩人性格的前后变化。开始,西门庆是家庭的主宰和性生活上的暴君,西门庆可以随便用性的方式凌虐潘金莲,而潘金莲却只能曲意忍受,包括西门庆在外不断勾引女人,潘金莲大多时候也只得采用宽容,甚至怂恿的态度。但随着几个重要的性生活场面描写后,我们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第七十五回写西门庆要去和如意儿一起歇夜,潘金莲对西门庆的态度就迥别从前了:
妇人又叫回来说道:“你过来,我吩咐你,慌走怎的。”
西门庆道:“又说甚么?”
妇人道:“我许你和他睡便睡,不许你和他说甚闲话,教他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胆的。我到明日打听出来,你就休要进我这屋里来。我就把你下截咬下来。”
在此之前,我们恐怕很少看到潘金莲如此声色俱厉的言词。夏志清指出:“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他们的关系中已改变的调子:西门庆现在是一个行动隐密和为自己辩解的丈夫,潘金莲是那正当的发号施令的妻子,她用极无礼貌的话来指挥他。”⑧而这种改变,也正是他们性格的发展变化决定的。由于性生活描写给我们提供的丰富材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性格发展是由于性的满足与性能力的变化造成的。夏志清评论西门庆性格的前后变化说:“他现在是更注意给女人们的一种印象,就是他的性能力很强,给她们快乐甚于从她们身上取得快乐了。有时他是个性虐待狂者,现在他差不多是自我虐待狂地以兴奋的淫乐来处罚自己了。渐渐地他脾气愈来愈好,从施惠他人中得到满足。”⑨而对潘金莲,性生活上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与胜利的优越感,也使她的性格越来越张扬,她对西门庆的控制从被动到主动,直至最后公开跳出来向吴月娘挑战,完成了她性格发展重要的一笔。
还有如前文所述的李瓶儿性格的前后变化,除性视角因素外,还与性描写这个叙述动力的推进有关。花子虚和蒋竹山在性方面的低能,是李瓶儿厌恶他们的根由所在,所以她才由厌生恨,性格上显得十分狠辣、冷酷。而当她在西门庆身上得到彻底满足后,李瓶儿天性中的温柔、大方便真正显露出来。没有众多性生活细节的展示,李瓶儿性格的变化显然是难以思议的。
总之,性描写作为叙述动力,除了表现人物命运这个大框架中纵欲与死亡的必然因果关系的联结外,还具体在情节、人物关系与性格发展里,起着有力的推进作用,带动着叙事场景、内容、节奏的变化。可以说,《金瓶梅》的性描写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功能”,使情节、人物诸方面充满运动感——一种走向生命互毁与自毁的悲剧力量。从某种意义看,《金瓶梅》的思想题旨与叙事形态,正是在这些力量下完成的。
三
讨论了性描写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在《金瓶梅》本文中的意义后,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瓶梅》的性描写是渗透到作品肌理内部的叙事构成要素,具有无法分离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并对《金瓶梅》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这样阐述性描写的叙事学意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金瓶梅》性描写本身的美学品质与艺术技巧如何呢?如果它们真如某些学者所说,性描写文字粗俗不堪,不过是一堆令人作呕的垃圾,那么,《金瓶梅》的叙事形态、风格及美学品位,就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考虑了。
确实,《金瓶梅》性描写许多地方有重复、哆嗦的毛病,行文粗俗,不少段落缺少其他日常生活描写中的生气、活力和创造精神。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不怀偏见,我们得承认《金瓶梅》性描写的大半文字,甚至更多,还是写得极出色的,特别是那些与表现人物性格、心理有关的部分,形象、生动、辛辣,是一般明清小说性描写所不能比拟的。对《金瓶梅》的叙事艺术取最严厉批评态度的夏志清,就曾肯定《金瓶梅》的长篇色情描写文字很好。⑩可见性描写本身,确有其称得上艺术的东西。比如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与如意儿通奸那一段摹写:
西门庆便叫道:“章四儿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
淫声艳语,丑不可闻。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者却在一旁批道:“如此作情语,只见其俗耳,有何妙处?然出自西门庆之口中,固妙。”这里的妙处,就是深刻而形象地暴露出西门庆变态的性心理与畸形的占有欲,揭示了这个流氓以占有他人财物(包括女人)为乐事的商人本质。
当然,《金瓶梅》还有相当一部分性描写是比较粗鄙的,在叙述上的作用也不明显,仅仅为了宣泄作者暴露性行为的某种心理快感。例如有关西门庆与几个妓女,还有贲四嫂等人的性描写,情趣和文字都很低劣,确属于《金瓶梅》这部巨著中的重大败笔。
但事实上,《金瓶梅》性描写的根本缺陷还不在这里。《金瓶梅》写性的用意,自然是“以淫止淫”、“以淫说法”,作者的态度确也是极严肃的。然而从几百年的阅读效果看,《金瓶梅》并没达到这个目的,许多时候反倒成了“以淫诲淫”了。出现于清光绪时的小说《梼杌萃编》,曾写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贾端甫的太守,表面上道貌岸然,以坐怀不乱闻名遐迩。可背地里却逼老婆仿效《金瓶梅》中“潘五姐的细品玉萧,王六儿的后庭插箭”等等,无所不为。除小说外,明清笔记中提到文人学士以学西门庆、潘金莲那种丑事为乐趣的,亦屡见不鲜。可见有人并不怕《金瓶梅》作者的道德训鉴,也不怕因果报应,西门庆和潘金莲的那一套,比戒淫、色祸等等更有吸引力。《金瓶梅》梓行不久,东吴弄珠客担心有人中毒,还专门发过一通声色俱厉的警告,说:“读《金瓶梅》而……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11)无奈这个声音在《金瓶梅》本身绘影绘形,纤毫毕露的性描写中,实在显得太无力了。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夏志清说:“表面看来他(指《金瓶梅》作者)是人严峻的道德家,他抓住每个机会斥责奸淫与败德,但他费很大力气描写做爱活动的事实使我们感到他的道德上非难的态度是当不得真的。”(12)确实,《金瓶梅》作者在对待性的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状态。他在暴露性之恶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又流露出啧啧称羡的沉迷和神往,所以他才将性写得那么有滋有味。然除此之外,更根本的问题是否在于,《金瓶梅》性描写的这种分裂状态,完全消融于叙述之中,从而使它的缺陷,成为渗透到叙事构成内的无法剔除的因素。具体表现在这样两方面:
第一,在性场景的描绘中刻意勾画某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性情境,这些情境常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具有出色的细节描写所应有的艺术魅力,给读者的印象极深,有着潜在的艺术吸引力。比如第五十一回西门庆在潘金莲床上打猫儿耍子那段描写;再比如第十八回西门庆令春梅在旁斟酒,与潘金莲边干边饮酒取乐一节,都是这种性情境的典型例子。《金瓶梅》作者似乎是以诗意的眼光去看这些细节的,所以这种情境具有特别挑逗人的魅力。
这是《金瓶梅》作者的巨大弱点,它直接破坏了作者对性态度的统一性,更严重的是事实上削弱了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客观上则使性之恶的训鉴变成毫无价值的虚幻的谎言。但由于这种性情境在小说情节、人物性格发展及性心理、性情绪等表现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事实上无法将它从作品中分割出来。反过来说,它在叙述上的功能,可能不是多余而丑陋的累赘,而实在是具有一定“能量”的结构单元。
第二,在性场景的描绘中刻意表现某种没落文人的性情趣。比如第二十七回西门庆所谓“金弹打银鹅”的游戏;第二十一回与吴月娘睡前的调情;第十三回西门庆与李瓶儿通奸时边饮酒,边抹牌,按春宫图行事的一番表白,等等,都透出一股作者暗自啧啧赞赏的文人情趣。且这种情趣完全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它们弥漫在《金瓶梅》描写中,犹如无法驱散的乌云一般。在叙述上,性情趣又往往成为构筑性生活情节的一个因素。或者说,一部分性描写,即来源于作者对这种性情趣的隐秘冲动。这种与营造性情境相似的诗意目光,跟全书那种带有病理解剖意图的“性视角”,其实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表现出作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
《金瓶梅》另一种性情趣来自民间,比如第四回关于男子生殖器的一段文字,还有第八十六回潘金莲与王潮儿通奸时写“老鼠”的那节曲词,等等,这些有明显民间色彩的性情趣可能与说书有关,是古代一些话本的移植、转抄、摹拟,所以外加的成份较重,往往不能与小说中的性描写本身融为一体,比起那种文人的性情趣,民间的似乎更类“恶趣”,实在下流、下作得很,更不用说艺术魅力了。
这样看来,《金瓶梅》性描写的缺陷是作者个人所永远无法超越的了。晚明这个独特的时代,处于历史转换的交叉点,反禁欲和个性解放思潮,使《金瓶梅》的作者意识到了人欲的合理性,意识到了建筑在商品经济萌芽中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需求的追求;而另一方面,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是极其畸形的,反禁欲主义是以极端的纵欲,对生命的恣意挥霍和自我戕残表现出来的,以一种摧毁生命的自弃的快乐与痛苦表现出来的。所以,《金瓶梅》作者在人欲合理性的背后,不可避免地面对欲与生命的恶,这是时代给予作者的局限。而作者身上的矛盾,也正是晚明这个封建末世,在新旧交替的方生未死间,最突出最深刻的矛盾。影响到《金瓶梅》性描写文字本身,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美学品位,都在新奇和富有创造性的同时,也深深地烙着这个时代最肮脏、丑陋、腐朽的印记。
回到开头所言,我们希望以上简略的论证,能有助于从形式上认识《金瓶梅》性描写的整体性,任何把性描写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做法都是偏颇和残缺的。《金瓶梅》根本无法把性描写除去后再加以评价,否则,我们得到的至多只是半部《金瓶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