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服饰外表描写的翻译
许多海内外红学专家都认为《红楼梦》伟大成就之一，是其人物描写的成功。要描写人物作家准少不了要描写人物的服饰外表，与其他中外著名作家相比，曹雪芹在人物的服饰外表的描写方面似乎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看他对王熙凤初次登场的描述：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璃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第三回）
与前面我们谈到的人物的神情变化和行为动作相比，《红楼梦》中的服饰外表的翻译更为困难。众所周知，我国是闻名于世界的丝绸之国。明清之际，我国丝绸织锦等纺织工业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是发扬推广，到乾隆时期，中西海上交通日见频繁，有许多西洋织物渐渐运销到我国来，在清皇室和贵族的家庭里大都使用这些舶来品，成为一种奢侈的享用。《红楼梦》的创作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曹雪芹的祖、父辈曾先后被任命为江宁织造，专掌织造各项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类，供御用及宫廷祭祀须赏所用。因此曹雪芹对当时的宫廷贵族、社会名流穿戴的各种名贵的纺织品有着渊博的知识，他在《红楼梦》中对于织物的描写十分真实。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何为“鲛丝”、何为“鱗缎”、何为“刻丝”了，翻译时又该如何向外国读者介绍这些中国古代织物呢，阅读译文时外国读者又何以得知蟒缎是专门给帝王贵族做衣服的面料呢。
曹雪芹不仅熟悉纺织品，他对明、清以及我国古代的服饰也很有研究。郭若愚在《红楼梦风物考》一书中指出“总的说来，《红楼梦》人物的服饰是真实的反映了清代前期的服饰面貌的”，曹雪芹之所以能使自己笔下的几百个不同阶层、不同个性的人物衣着得体，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小出生在贵族家庭，对各阶层人物的服装尤其是阔小姐、阔少爷、阔太太的雍容华贵的服饰曾亲眼目睹，另一方面是为了真实地写出我国18世纪封建时代各阶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曹雪芹肯定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服饰制度做过深人细致的研究。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古代文明史的礼仪之国，古时候儿童、少年、未婚男女、已婚男女的发式、着装都有很大的差别，皇室贵族家的有钱人的打扮就更讲究，请看曹雪芹对宝玉发式的描写：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纓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第三回）
如果没做大量的研究，他是不可能将人物的服饰外表描写得如此细腻翔实。毫无疑问，曹雪芹这些对人物服饰外表的精湛描述对作品人物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夸张一点也可以说如果曹雪芹没有对他笔下人物的服饰外表做如此精彩的描述，也许就没有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脍炙人口的《红楼梦》。
十多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界一直热衷于奈达博士提出的功能对等、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的讨论，很多人赞成他提出的读者反应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应该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相同——的观点。可是，奈达博士提出的读者反应论的理论却很难指导 《红楼梦》服饰外表的翻译。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二百年前在我国问世的古典文学名著，可以说对于作品中人物服饰外表的描写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曹雪芹时代的读者当然清楚他所提及的织物的质地图案、服装的款式和头发的造型指的是什么，现在的老年人读《红楼梦》时也能想象出人物的服装、发式的样子来，他们的理解和电影《红楼梦》中人物的装束不相上下。可是如果让没有看过《红楼梦》电影或电视剧的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很可能读到书中关于人物服饰外表的描写时会跳过去不读，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古人的服装都差不多，他们很难通过阅读体会书中人物不同的装束和打扮，或者说曹雪芹对人物服饰外表精心、细腻的描写很难在他们大脑中产生画面感。例如很多现代读者就不知道王熙凤穿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为何种款式的衣服，由于不知道“褙”指的是衣服的哪部分，当然他们也就体会不到这种衣服的美感了。十几年前前苏联学者安娜•利洛娃就谈到了翻译的历时性，今天我们研究《红楼梦》人物服饰外表的翻译，尤其感到她提出的研究课题——翻译的历时性——的重要性。
由于翻译不仅受到共时性双语文化背景差异的障碍，还会受到历时性双语文化背景差异的障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奈达提出的 “读者反应论”只能是译者理想中追求的目标。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汉斯•威密尔（Hans Vernieer)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大胆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 。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威密尔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当中，不同的文化又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以的论”为代表的功能派给德国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因为它试图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语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
将威密尔提出的翻译的目的论应用于《红楼梦》的翻译，对我们深入探讨《红楼梦》服饰外表的翻译会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目前海内外存在的一些《红楼梦》简译本的译者的翻译思想与威密尔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在他翻译的《红楼梦》的序言中公开声称他只翻译了《红楼梦》65%的内容，他认为对于一般读者而不是对于专门研究 《红楼梦》的人来说，翻译这么多就可以了。结合《红楼梦》服饰外表翻译的具体实例，他讲的的确很有道理。因为每当遇到类似与《红楼梦》 服饰外表翻译这类翻译问题，即使译者想全翻也是不大可能的。下面我们先来阅读一下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翻译的我们前面列举的关于王熙凤服饰外表的描写。
杨译：
Unlike the girls，she was richly dressed and resplendent as a fairy.
Her gold-filigree tiara was set with jewels and pearls. Her hair-clasps，in the form of five phoenixes facing the sun，had pendants of pearls. Her necklet，of red gold，was in the form of a coiled dragon studded with gems. She had double red jade pendants with pea-green tassels attached to her skirt. Her close-fitting red satin jacket was embroidered with gold butterflies and flowers. Her turquoise cape，lined with white squirrel，was inset with designs in coloured silk. Her skirt of kingfisher-blue crepe was patterned with flowers.
She had the almond-shaped eyes of a phoenix, slanting eyebrows as long and drooping as willow leaves. Her figure was slender and her manner vivacious. The springtime charm of her powdered face gave no hint of her latent formidability. And before her crimson lips parted，her laughter rang out.
霍译：
Even as she wondered，a beautiful young woman entered from the room behind the one they were sitting in，surrounded by a bevy of serving women and maids. She was dressed quite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s present, gleaming like some fairy princess with sparkling jewels and gay embroideries.
Her chignon was enclosed in a circlet of gold filigree and clustered pearls. It was fastened with a pin embellished with flying phoenixes，from whose beaks pearls were suspended on tiny chains.
Her necklet was of red gold in the form of a coiling dragon. Her dress had a fitted bodice and was made of dark red silk damask 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in raised gold thread.
Her jacket was lined with ermine. It was of a slate-blue stuff with woven insets in coloured silks.
Her under-skirt was of a turquoise-coloured imported silk crêpe embroidered with flowers.
She had，moreover,
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
eyebrows like willow-leaves,
a slender form，
seductive grace ；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与原文对照，我们发现霍、杨都有不同程度的漏译。例如，霍没有翻译“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和类似于“八宝”、“五凤”、 “三角”等细节描写，杨也没有翻译“八宝”、“缕金”、“洋缎”、“洋绉”等细节描写。由此可见翻译时如果遇到太多的双语之间的历时和共时的文化障碍时，译者完全可以根据翻译的目的从原作的多元信息中选取重要的信息进行翻译。就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例子时言，如果作为大众性文学读物，霍克斯完全可以将“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删去不译，因为对不熟悉中国古代服装的现代英文读者来说，他的译文比杨译更容易理解，更容易产生好的文学效果。但是对于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服饰的英文读者来说，当然杨宪益的译文更有参考价值。因此翻译的确是一项由译者做选择的目的性活动。翻译时如果不摆脱原作的束缚，总是从忠实、等值出发,有时翻泽理论对翻译 实践就很难发挥真正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当然我们强调以译作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篡改、改写原作，如果这样做就违背了译者的职业道德。众所周知，翻译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是为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架设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的桥梁，因此他们在翻译中不得已对原作所做的更改应该只能是为了促进这种交流而不是阻碍这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