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首诗，看似描写风月，实为歌咏爱情！网友品读后说:爱过才知情重啊！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但人们却喜欢进行联想，红楼梦中就写了很多梦，诗人们更是喜欢在诗词中加以发挥。比如王昌龄思乡时就感叹，“青山明月梦中看”；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也写道，“梦啼妆泪红阑干”。著名学者胡适也曾写过一首关于梦和诗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梦与诗》
作者：胡适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胡适，原名嗣穈，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曾在美国留学，深受赫胥黎与杜威思想的影响，毕生倡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读者朋友也许都熟悉他的很多名句，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还有“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以及“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等等。
在“五四”时代，文化发展正处于一种新旧交替、东西交替的状态，双方争论不断升级、炽热化。人们可以假设：一种观点是梦，另一种观点是诗。那么，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是无可厚非的。胡适强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表面上看来是有关风月，其实不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只是个开端，它的好坏应该由实践来评判。
这首诗是胡适在“五四”时代的作品，一首简短而明快的小诗，将“梦”与“诗”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在胡适娴熟的技巧下让人寻不出一丝一毫的不和谐。在胡适眼中梦与诗是相通的，都是寄托着平常生活中的期待。梦也许这是常人共有的模糊的经历，在胡适笔下的诗中找到了契合点，在梦与诗间变得清晰明了。
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而诗人总以为自己比别人看得更远，所以才变幻出多少新奇的诗句。梦和诗是相对独立的概念，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找不出任何关联，而在作者眼中，做诗和做梦却是相通的：我做我的诗，你做你的梦，只有投身其中，才能体会到乐趣。诗和梦可以相互引用，却不能取而代之。
《梦与诗》分三节，都用韵。第一节写“梦”的神奇的“变幻”能力，它可以将许多“平常”的“经验”和“影像”进行任意的变形，从而产生出种种神奇的梦境。第二节与第一节对举，写“诗人”仿佛拥有“梦”一般神奇的能力，可以将许多平常的“情感”和“言语”“变幻”出美妙的诗句来。诗人的工作就像做梦，带有天然的幻想色彩，只有这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言平常人、平常话所不可言之理与事。
诗的第三节最妙，不仅对上面的意思进一步深化和进行形象化的概括，而且自身就以奇妙的诗句证明了诗人梦幻一般神奇的语言能力：“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两句可与古人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句对读。人世的一切经验，只有局中人方知其中味，真是如鸭饮水，冷暖自知。
适之先生在这首诗的“自跋”中说：“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以反对一些不尊重经验，滥用语言的诗歌现象。人所共知，适之先生曾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弟子，而实用主义与英国的经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首诗作为“诗的经验主义”颇有今日大行其道的“元诗”的味道。
所谓“元诗”即关于诗歌的诗，类于中国古代之“以诗论诗”。该诗讨论梦与诗的关系，二者互为隐喻，显然涉及到诗的本质问题，所以是一首关于诗的诗。同时，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诗界高高飘扬的“个人化写作”、“私人经验”的旗帜原来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新东西，适之先生早已“题诗在上头”：“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在作者眼中，诗如梦幻，梦似诗歌，“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诗和梦可以相互影响，却不可替代。诗人用通俗晓畅的语言加以总结，“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我们都不是先知，也不是神仙，既然如此，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甘苦和美好。所以，也有人认为，这首诗歌，看似描写风月，其实是在歌咏爱情。这在胡适先生对待自己婚姻的态度上可以得到印证。
时间回溯到1899年的3月12日，这天在安徽绩溪的上庄村，也发生着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49岁的胡铁花娶了17岁的冯顺弟。新郎、新娘相差整整32岁，一时间，邻里乡亲们说什么的都有。但，年龄的差距和流言的袭击，却并没有阻隔这对新人间的相亲相爱。
婚后不久的，1891年12月17日，他们的爱情结晶“胡嗣穈”出生了。而这个叫“胡嗣穈“的孩子，就是后来的胡适。在胡适出生的前一年，有个叫江冬秀的女婴，也喜庆的来到了距离上庄村约四十里路的江村。江冬秀和胡适两家，本来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江冬秀的舅母，就是胡适的姑婆。但由于这层关系隔的不是很近，因此年幼的他们并不曾知道对方，更不曾见过对方。
时间又来到了1904年的春天，这一年胡适13岁，江冬秀14岁。一场节日里的偶遇，让两位孩子的母亲相谈得很是欢心，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定下了他们的亲事。那天胡适的母亲的冯顺弟，和江冬秀的母亲吕贤英，一起在胡适的外婆家做客。
吕贤英一眼就看上了胡适的眉清目秀和聪明伶俐，想迅速地占为女有。于是就找来了胡适的族叔胡鉴祥，想让他从中撮合。当胡鉴祥把事情的前后缘由说了一遍的时候，冯顺弟当时也曾犹豫过。
一是因为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俗语有说“宁可男大十岁，不可女大一春“。二是，江家的曾连续中了两个进士，点了翰林，是书香门第，自觉配不上。很多事情，之所以说不清道不明，或许是因为他属于“冥冥之中早已料定好的“，因此我们不能深究、只能努力去接受。就如这件被犹豫过，但最终还是被敲定了的婚事。
在胡适和江冬秀两人的眼里，除了默默地接受，别无他法。就在冯顺弟为胡适定下婚事这一年，胡适告别上庄村，跟随三哥来到了上海求学。从上庄村到大上海，胡适兄弟俩，先步行了七天七夜的山路到了杭州，再从杭州乘坐火车去到上海。
上海街道上的五光十色，以及那些穿着时尚洋气的上海人，立刻让胡适感受到了什么叫“土里土气“。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好像有些迷失。那些曾经在私塾里读过的书，跟着那位未曾见过面的未婚妻一起，都在他的脑海中被淹没了。
简单的整顿好自己后，胡适便走进了“梅溪学堂“的大门。就从这里开始，他一点一滴地开始了接受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把一个从乡村里来的土少爷，硬是渲染成了大上海城市中的有为知识青年。从此往后的胡适，不但才华出众，更是思想先进，敢为人先。
当在偶然一天里，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和未婚的妻子江冬秀时。甚是不解和气氛，于是愤愤然的在《竟业旬报》上，大发议论，写下了《婚姻篇》，在文章中他说道：“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
1910年八月，胡适结束了在上海的6年求学生涯，转而来到美国继续深造。在这里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对一切都生出了兴趣。他到美国教授家里去拜访、座谈，去参加教堂里的西式婚礼，他爱上了吃夹心面包和烤牛肉，爱上了看足球，以及还爱上了最让他感兴趣的“乐观主义“。
但无论资本主义的国度，多么的民主和自由，在他的心底里始终还是牵绊着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母亲冯顺弟。他忘不了年幼时，每天清晨起来，母亲对他的敦敦教诲。他忘不了为了让他好好读书，母亲花了比别家孩子多好几倍的钱给老师。他更忘不了，母亲在困难得要靠抵押首饰过年的时候，还借钱给他买书。这些关于母亲的点滴，让胡适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想来，都会热泪盈眶。
像冯顺弟这样的女人，这样的母亲，她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和自由，他只知道自己认定了的事情，就一定不会改变。因此，每每从母亲寄来信件里，胡适都能读到一些关于江冬秀的消息。母亲会告诉胡适，江冬秀什么时候又来家里来了，带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居住了几日，帮助家里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些点滴，都让远在异乡想尽孝却力不从心的胡适，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
1911年5月20日，胡适提笔给江冬秀写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信中，胡适感谢江冬秀“为吾母分任家事”，并劝励江冬秀：“愿有功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这封远涉重洋的信，和后来胡适随信寄来的一张照片，成为了江冬秀毕生最是珍惜的物件。她把照片裱好，摆在梳妆台上，又把信件规整好，放在台下的提柜中。
1917年7月，胡适取得博士学位，结束了7年的留美生活。9月，他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这时，距离冯顺弟和吕贤英为儿女定下亲事那年，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四处纷纷传闻，胡适要悔婚。但，胡适却用实际行动，反驳了这个传闻。在当年的12月30日这天，胡适和江冬秀，终于如他们母亲之愿地完成了婚礼。
婚礼当天，胡适一身黑色西服、黑色礼帽跟黑色皮鞋，而江冬秀却是整身的花缎棉袄、花缎裙子跟大红段子鞋。这是胡适第一次见到江冬秀，也是第一次牵江冬秀的手。虽然他是当时全中国人都熟知的新派人物，但最终却向旧式婚姻做了“妥协“。对于这种“妥协“，胡适曾在《病中得冬秀书》一诗中，有所抒发：“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夫妻有相爱之义务。胡适把这分义务，从1904年一直持续到1962年他生命的尽头。整整58个春夏秋冬，让人为之感叹的同时，又生出无限的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