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貌。”①
前苏联一位文艺理论家也说过,作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我们对一个时代了解得越细,也就能更好地解释该时代作家的作品。
他们都肯定了一个时代的风俗与该时代艺术品之间的血缘关系。事实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就是那一时代的风俗画,其关于时代风俗的描写既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又是突出的艺术表现。
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情况也是如此。
它大量而精湛的风俗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晚明社会的状况和时代精神,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以下试作简略的说明。
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金瓶梅》中有关风俗描写之丰富是空前的。一部《金瓶梅大辞典》,仅“风俗游艺”条目就列有二百多项,可说《金瓶梅》之描写风俗,取其所需,细大有之,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描摹之真,唯《红楼梦》堪与相比。
石昌渝说:“中国古代小说总体上属于俗文学。”②仅从反映风俗方面看,《金瓶梅》也应是俗文学”的代表了。
此处只就书中写定亲、丧葬、游艺、节日举例,以见《金瓶梅》风俗描写之真切深入。
《金瓶梅风俗谭》
白维国 著
西门庆之女西门大姐与陈洪家说定亲事,但“他儿子陈经济,才十七岁,还上学堂”,因此“明日下小茶”(第3回)。下小茶是古时一种聘礼。议婚时男家向女家下聘礼称作“下茶”、“茶定”、“吃茶”;女方收下称“受茶”。
下小荼则指双方讲定亲事,预先非正式地送些礼物。明人许次纾《茶疏考本》言:“茶不移本,植必生子。(故)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置子之意。“《金瓶梅》写“下小茶”之义即在于此。
另有相亲、插定、吃会亲酒、递见面鞋脚、床等,《金瓶梅》这些有关当时婚俗种种细节的描写也各有所本,专家言之已详,无须赘述。
《金瓶梅》写丧葬风俗也颇为细致。李瓶儿的丧仪活动,前后用了五回。
烧灵、看时批书、描真、小殓、大殓、发引、回灵、谢考、上纸吊问、炼度荐亡等,几乎写尽当时大户人家丧俗全貌。
另外还写到烧化、抱孙葬(旧时一种葬法,以夭折孙辈小儿葬于先祖之墓穴)等。像《金瓶梅》这样对葬仪的面面俱到的描绘,在古代小说史上也只有(红楼梦》可以比肩。
它为研究明代葬仪风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资料。
《金瓶梅》写人物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几乎每个人物的塑造都要从游艺上加一笔。
西门庆“双陆象棋……无不通晓”(第2回),王婆向西门庆夸说潘金莲“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第3回),应伯爵“会一脚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第10回),陈经济“双陆棋子,拆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第18回)。
而游艺之花样繁多如跳子索、抹牌、斗草、投壶、挝子儿、斗叶儿、催花击鼓、行令等等,不胜枚举。
即饮酒行令的方式也还有多种:投骰、猜枚、吟诗、联词、讲故事、唱曲、说笑话等。
由此可见当时士庶娱乐之流行和世风之奢靡,这无疑是晚明风俗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小说源流论》
石昌渝 著
《金瓶梅》写节日也极为详备。写端阳节,“一日,五月蕤宾佳节,家家门插艾叶,处处户挂灵符”,饮雄黄酒、“解粽”(第16回)。
“端”即始,自此天气渐热,故称端阳。为防止热毒,人们想出种种压禳除毒的方法,如蓄采药材,或以艾叶悬于门户,喝雄黄酒等。
写元宵节风俗则有吃元宵、放焰火、走百病、看灯等热闹情节。写过年有挂桃符、见节、拜节等风俗活动。
节日是风俗的重要内容,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在文中几乎都描绘到了,可见作者对节日风俗是十分关注的。
《金瓶梅》所反映的风俗礼仪的充盈、丰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见,作者塑造的形象是建立在丰厚的风俗土壤之上的极具历史真实的人物。
在很大程度上,《金瓶梅》的风俗描写反映了明代风俗,特别是明代晚期风俗。
首先,从《金瓶梅》可见外来事物对当时风俗的影响。
明代交通便利,海外贸易发达,商品流通十分方便,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这在文中也有反映。
第10回介绍李瓶儿,“这李氏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妈妈走上东京投亲。”
第16回李瓶儿与西门庆闲话道:“奴这床后茶叶箱内,还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八十斤胡椒……"
第19回蒋竹山说:“生药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国地道出的。”
还有第55回西门庆送给蔡京的礼物有“西洋布二十匹”,以上这些物品自然是消费风气上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而且从语言上也可见出外来影响。
“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第2回),“一个凉快,落向爪哇国去了”(第54回),还有第15回描绘灯市,“九夷八蛮来进宝”。
外来影响体现于时语中(虽无变革性的重大影响),足以说明明代这一风俗特点的不容忽视。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其次,从《金瓶梅》可看出当时南北风俗的交融。
运河的疏通使南北贸易更加频繁,随着贸易的发达,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也进一步加强,这必然带来南北风俗的渗透、融合。
《金瓶梅》中的饮食菜色南北都有,但多出自南方。吃米饭是南方人的习惯;炊饼、饺子、馅饼是北方的传统面食。
菜以南方口味为多,酸笋鹅鸭、糟鲥鱼等是南方菜类,姜蒜又是北方口味。
第67回里的“几碟果食:一碟果馅饼,一碟顶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晒干枣,一碟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苹波,一碟风菱,一碟酥油泡螺,一碟黑黑的团儿,用橘叶裹着”。仅从吃食上可见当时南北风俗融合的情况。
张远芬曾断言金华酒不是浙江出产的酒,李时人先生做过“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证,即就当时南北衣食风俗的交融而言,作为高级赠品、享受品的金华酒(至清依然)在山东或其他地区出现是自然的。
这样,张远芬推断作者是峄县人以及戴不凡猜测作者是金华兰溪人,这种做法就象李时人先生批评所说都过于牵强,脱离了历史和作品的实际。③
《金瓶梅新论》
李时人 著
再次,从《金瓶梅》可看到明中晚期某些风俗流行的背景。
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发达,货币地租盛行,经济的发达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这从婚姻观念与服饰观念表现飙来。
孟玉楼改嫁择夫,弃尚举人而嫁西门庆,看重的是西门庆的“钱过百斗,米烂陈仓”。
西门庆从孟玉楼、李瓶儿身上得了两被外财,这不能不说是西门庆纳娶二人的一个重要理由。
这是与明中晚期婚姻观念相一致的。“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巢林笔记)卷三),唯钱是从。
服饰是一代风俗的典型侧面,第56回常二在衣食难继的艰窘中,借得银两仍大买“色衣”。
松江文人范濂的话给常二不可思议的举动作了注。范说:“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范濂《云间据目抄》)
另外,在放焰火、食、住等风俗的背后都也可看到金钱的势力。
最后,《金瓶梅》让人们看到了晚明风俗赤裸裸的世俗性——主要是宗教、文人士子的世俗化。
这也是与明末的商业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社会新思潮如肯定好色好货即人性等思想分不开的。
西门庆对佛祖的不敬很能代表当时世人对宗教的态度;薛、王二尼姑甘做马伯六,胡僧传播春药,及碧霞宫的污秽,则说明内部的混乱、肮脏导致宗教自绝其路。
无论世人还是宗教徒的言行把宗教精神的神圣降到了食人间烟火、识七情六欲的俗滥境地。而温、水二秀才猥琐、卑鄙、龌龊的言行把文人士子的操守葬送殆尽。
总而言之,《金瓶梅》描写的风俗已与前代有较大差异,这显然与极声色之乐的晚明社会风气分不开。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书影
以上几个方面是《金瓶梅》所描写的风俗与明代风俗的一致处,二者也有差异。
作家是时代的产物,其写作是主观性的创造活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随意取舍作品的内容。
《金瓶梅》的部分情节是从《水浒传》借来的,其中的风俗也自是借来的。武大死后的烧化酒葬当然与明代禁止烧化的丧俗相背。
另外,作者对晚明的一些风气如讲学、重风节等也没有选择作为自己的题材。
所以,《金瓶梅》并不尽如《美国大百科全书》专条介绍的那样是“对中国16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金瓶梅》的风俗描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首先,风俗描写突出了《金瓶梅》的时代特色。
《金瓶梅》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南北交融的、受商品经济冲击的和彻底世俗化的风俗描写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俗化的风俗描写体现着该时代更为深远的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欲把封建伦理由外在超验的“天理”变成内在主观的“良知”,其用意是让伦理规范通俗化,让世人易于接受,从而增强其可行性,但实际上唤醒了人们的人生价值、道德价值再定位意识。
晚明思想家李货等顺应和推动了该思湖,要求人们的思想从经学、理学中解放出来,并以近乎人的自然本性为旨归。
这一思潮有文化虚无特征,在文人间泛滥的是俗不可耐的东西(尽管在当时是一种解放),作为依上行而效之的市民阶层,其行为意识的世俗化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所以,《金瓶梅》中民俗的赤裸裸的世俗化不仅令人们看到当时的风气,还可看到当时文化思潮品味不高的特点及其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
《末世的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
石钟扬 著
其次,风俗描写使《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得以展开。
风俗多是写世代相习的规律性活动,《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规律性活动中进行的。
《金瓶梅》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小说,家庭活动的现实内容主要是诸多的风俗活动。婚嫁、生子、丧葬、节日、游戏、衣食住行等构成了小说故事情节的主体。离开了风俗描写,就不会产生这部里程碑式的古典世情巨著。
第三,在风俗描写中刻划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心理。
第2回潘金莲的叉杆打了西门庆的头,西门庆正要发作,回头却见一妖娆的妇人,怒气顿消,而且“把腰曲着地还喏”,“又笑着大大地唱个喏”。
“还喏”即是对这一礼俗的形象体现,也是对西门庆的心理及性格的逼真描绘。由此,西门庆之好色毕露无隐。
第80回应伯爵等帮闲祭奠西门庆一段,有笔笔生花之妙。应伯爵为祭莫而发的议论和水秀才作就的祭文,把帮闲们的丑恶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
最后,《金瓶梅》的风俗描写为故事和人物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以《金瓶梅》所写尽是世俗之事,其中的风俗描写就起到了渲染情调和营造氛围的作用。
第24回,“经济与来兴儿一边一个,随路放慢吐莲、金丝菊、一丈兰、赛明月。出的大街上,但见香尘不断,游人如蚁、花炮轰雷,灯花杂彩,箫鼓声喧,十分热闹。”
其中所描写的焰火、游戏等自然增添了这一元宵节的热烈气氛,也与西门庆家庭、事业正呈上升势头相映衬。
第42回对焰火可谓极尽形容,这一长段活泼热闹的描写并不只是代表了当时焰火工艺的发展水平,也有作者的特别用心之处——从放焰火的热闹氛围中,自然可以到西门庆商场、官场上的盛极一时。
以上就《金瓶梅》所反映之风俗的史学价值及艺术价值进行了一番分析。因风俗问题甚大,即使能说出一二,也只是管窥之见,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以求详博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