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性描写研究之检视和总结
原题\告别道学时代——《金瓶梅》性描写研究之检视和总结
作者\葛永海
内容提要
四百年来,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一直是个聚讼纷争的话题。本文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史加以描述和总结, 并对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辨析反思。
《金瓶梅》是一部写性的书, 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写性自由的书。在全书八十万字的内容中, 有近二万字写了原始的、赤裸裸的性行为, 更重要的是, 作者所流露的性爱意识其实弥漫全篇, 它构成了小说的叙述动力, 这些淋漓尽致、极不雅驯的笔调使小说获得了“淫书”的恶谥, 在明清时代被口诛笔伐, 屡遭毁禁。显然, 性描写成为《金瓶梅》内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它之被突出到底说明了什么, 同时又遮蔽了什么, 对性爱描写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是《金瓶梅》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后来的研究者们试图探索这样一些问题:在《金瓶梅》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性描写?这样的描写是否恰当?它到底体现了哪些文化观念?作为性学史料, 它具有怎样的价值?
检视四百年间对《金瓶梅》性描写的研究, 从直观式感性评价, 到有理有据的系统论述;从道学之士的群情汹汹、攘臂怒斥, 到现当代学者的理性分析、客观评述。就思想观念变易的轨迹而言, 《金瓶梅》性描写研究所做出的正是告别道学时代的努力。当代的研究者终于认识到, 《金瓶梅》所描述的性爱是一种文化现象, 具有多层次的文化研究价值, 在科学昌明、人文繁盛的今天, 我们应该更多从文化学、美学、叙事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性学的角度多方面地审视《金瓶梅》, 而不是仅仅责以单纯的道德标准。下面我们从性描写成因, 性文化内涵两方面对有关研究成果展开讨论。
一、性描写成因
《金瓶梅》遭致“淫书”的骂名, 事出有因, 其不加掩饰, 惊世骇俗的性行为描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在作为伟大世情小说的《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被日益认识的今日, 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以量化分析说明多少的色情文字才构成“淫书”, 纠缠于性描写多少的是与非, 对全面认识《金瓶梅》并无多大的裨益, 而正视这些洋洋洒洒的, 作者颇为自得的描写, 推考以至于此的原因, 则是对《金瓶梅》作文化分析首先遇到的问题, 现将学者们的研究结论, 归纳为三个方面, 予以述之。
1. 时代风气的裹挟同化
中国现代文化巨擘对《金瓶梅》都有精当之论。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在探究《金瓶梅》之所以成为充满性描写的《金瓶梅》时, 都指出时代风气的重要影响, 鲁迅之论往往为后代研究者所反复称引, 堪称经典: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 则不外描写世情, 尽其情伪, 又缘衰世, 万事不纲, 爰发苦言, 每极峻急, 然亦时涉隐曲, 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 专注此点, 因予恶谥, 谓之‘淫书’;而在当时, 实亦时尚。成化时, 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 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 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 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 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 世俗所企羡, 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 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 并及文林, 故自方士进用以来, 方药盛, 妖心兴, 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 且每叙床笫之事也”。[1]上层统治阶级的好恶直接影响了社会风气, 其影响是主导性的, 同时, 社会风气的产生, 又与消费意识、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密不可分, 而这些在晚明时代的独特表现, 都是性文学何以盛于明的重要原因。
2. 文学潜流的浇溉滋养
沈雁冰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2]一文中写道:“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 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 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 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 实无足怪。但是尽管严禁, 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 ‘蔚为大观’”。在中国正统文学之下一直有描写性欲的文学暗流存在, 其源远流长, 直至遭遇晚明特殊的时代气候, 才豁然显露地表, 于是产生象《金瓶梅》这样性欲小说的巨览。追溯前代文学对《金瓶梅》性欲描写的影响, 可从二个层次来看, 一是潜在的文学传统, 二是具体的文本内容。
沈雁冰认为这一传统的滥觞期是在汉代, 他说:“我很疑西汉末已有许多描写性欲的文学出现, 不过多不传于后世罢了。”沈雁冰重点分析了旧题汉伶玄所撰的《飞燕外传》, 他认为就《飞燕外传》的内容而观, 则此短文直可称为后世性欲小说的泉源, “即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的”。至为明显的例证便是“《金瓶梅》写西门庆饮药逾量, 脱阳而死的一节, 竟仿佛是《飞燕外传》写成帝暴崩的注脚”。
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其实早在汉代之前的《诗经》中就已有之, 战国时宋玉之《高唐赋》和《神女赋》也已有了后代性爱的原始意象, 或云唐代之《游仙窟》、《莺莺传》, 元代之《西厢记》亦属此类。但只是在入明以后, 中国性爱文学中极不雅驯的一股潮流才演为《金瓶梅》这样的滔滔巨川, 坠入了所谓的“恶魔道”。
至于前代性爱文学对《金瓶梅》的直接影响, 美国学者韩南的《金瓶梅探源》[3]中提到了文言小说《如意君传》, 并将其列为《金瓶梅》的重要素材来源。民国时三行在《金瓶梅》[4]一文中提到了拟话本《海陵王荒淫》, 认为《金瓶梅》即是以此作为其蓝本的。关于《海陵王荒淫》 (又名《金主亮荒淫》) , 郑振铎也撰有专文《〈金史?后妃传〉与〈金主亮荒淫〉》, 认为《金主亮荒淫》和《金瓶梅》可能有传承关系。[5]
3. 说话艺术的传承影响
阅读《金瓶梅》中的性欲描写, 可以清楚地看出某些重复粗疏之处, 那些套语式的韵文、赞词, 显然在小说中并没有太强的针对性。正是基于这些认识, 一些研究者对《金瓶梅》性描写提出新见解, 认为乃是受说话艺术影响的结果。
傅憎享先生的《情欲描写移植错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6]把《金瓶梅词话》和《如意君传》的情欲描写加以比较, 认为《金瓶梅》尽管大量袭用了《如意君传》的情节和语言, 但两者重大差别在于前者是“艺人述录外在附加的”, 而后者是“文人创作内在所固有的”。傅先生进而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这些情欲描写是说话人添加的‘荤话儿’”, “故而删除也无伤大体”。而它们便是由说话人顺从和取悦处于性压抑状态的市井细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徐朔方先生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7]中亦赞同此说。
《金瓶梅》性爱描写带有较明显的说唱艺术的痕迹, 这是一个不争之实。但是否由此可以推断出:小说《金瓶梅》即由说唱文学而来, 则是可以商榷的, 尽管作为《金瓶梅》成书的一种观点, 自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另外, 傅文认为《金瓶梅》中的性爱描写是外在的, 故可删除而无伤大体, 这就关系到小说性爱描写的得失评价问题, 亦非定论, 这在金学界尚有截然相对的观点, 具体内容我们在下一节再作详论。
二、性文化内涵
本节讨论的重点是《金瓶梅》性描写的文化内涵层面, 意在展示研究者对隐含在性描写中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开掘和探索。
1. 性文化总论
性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环境孕育和促成了性文化的发达和繁荣。这就为我们审视《金瓶梅》中的性文化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
首先, 从文化源流上看。王启忠认为《金瓶梅》中表现出“生殖崇拜”的文化返祖现象。《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女性人物身上所躁动的对生殖器崇拜的强烈意识, 生殖器物形态的刻画, 绘画和语言符号的运用三个方面。它与原始时期“生殖崇拜”文化不同, 后者意在表明对人类生殖力量和生命价值的歌颂, 不含有道德意识。而《金瓶梅》中的这种“返祖”现象却表现为“性欲需求的宣泄和传宗接代的追求”, 充斥着世俗淫荡的情趣, “就生命意义上说是害多于益, 导致了一些人物的悲剧结局”。[8]
其次, 从文化背景上看。周琳在《情爱在历史的长河中变迁——关于〈金瓶梅〉与中国性文化轨迹的对话之一》指出, 《金瓶梅》中的性文化所处的是一个“大文化背景”。他在文中勾画了与性文化密切相关的几种文化。如商品文化, 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等, 可以说“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的开放, 为性文化的开放铺平了道路”。[9]
再次, 从跨文化比较来看中国古代性文化。如徐锡安的《论性描写及其对性文化的超越与认同:〈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比较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在比较《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后认为, 两部小说共有向性爱复归的倾向, 但具有质的差别。前者“明显地流露出对人类早期性快乐原则的认同趋向, 这是人性的倒退与堕落”;而后者“明显地表现出对希腊神话和古希腊时代盛行的性幸福原则的回归倾向, 这是对现实性爱的超越, 是人性的升华”。[10]此说以西方的性爱文化背景为参照, 对中国古代性文化本体特征的揭示是较为深入的。
2. 儒道性文化
正象封建时代的一般文化心理中, 总是存在着儒道互补的现象, 《金瓶梅》中表现的性文化, 亦是儒家的正统道德观念和道家适性自然的养生学说投射于其上的结果, 呈现出奇异复杂的文化特征。这里先讨论儒家学说的性文化研究。
儒家学说所标举的一套封建道德观和伦理秩序, 表现在《金瓶梅》的性爱叙述里, 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立场, 当时的社会秩序即以此来肯定男性的人生价值。吴存存在《晚明社会性崇拜与性偶像西门庆》[11]文中揭示了晚明社会性崇拜的时风, 指出“性崇拜尤其是对男性性能力、性器官的崇拜, 可以说是明中晚期狭邪小说共同的倾向。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纵欲思潮所必然产生的倾向”。以此来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 他是一个家庭的主宰, 在社会权力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小说却“突出了西门庆在性爱上的强有力的雄性的形象, 深化了它的性崇拜主题——性是衡量男性价值的标准”。
那么, 是否真如前所述, 《金瓶梅》中的性爱描写只是忠实地恪守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正统观念?显然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过渡到第二个问题的论述, 即《金瓶梅》表现的性文化观念其实具有对传统的冲击力和突破性, 只是由于作者的时代局限, 又无奈地丧失了它的反叛性。
吕红在《〈金瓶梅〉的突破与失落——〈金瓶梅〉性描写的文化批判》[12]中指出, 《金瓶梅》表现出对传统性文化的突破, 但是, 由于“其‘性’的非人性”, 《金瓶梅》对传统的破坏与突破价值又失落了。“《金瓶梅》的性描写, 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负回环’, 它以非人的性对抗非人的道德, 凸突了‘物’却隐去了‘人’, 因此并未比‘灭人欲’的道德更先进。它除了表现出一种可触可感的‘性’而为道德所不容, 除了以感官的愉悦引起道德的震怒外, 在深层意蕴上, 却常与传统规范暗合——它夸张的女性的‘性的趋附’, 正是社会上性奴役、奴性意识的再现, 它强调的‘男性体验中心’, 更是通过男性的‘占有’将女性完全物化了, 使这种‘男女间最自然的关系’, 在《金瓶梅》中竟成了外在等级秩序的重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封建道德规范在《金瓶梅》中是个巨大的阴影, 笑笑生以性描写为突破的途径, 力图走出阴影, 而儒家传统作为一种先天存在, 却挥之不去, 因而使这种突破步履艰难, 甚至重蹈窠臼, 吕红以辩证的眼光所揭示的正是这种《金瓶梅》的作者在写作中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文化心态。
再来看《金瓶梅》性文化中的道家观念以及儒道相互渗透的情况。早在现代期, 沈雁冰在考察中国文学内性欲描写的文化渊源时, 就指出道家的采补术对后世性欲小说的影响。他说, 原始时代生殖崇拜, 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 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根据。人们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 妄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补, 甚至可以长生不老。这种采补术影响了《金瓶梅》等性欲小说。[13]
毛毳在《“金瓶梅现象”剖析》里则综合了儒道两家学说, 认为是儒家经典的《易经》和道家经典的《老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女性哲学”, “由此把两性交合化育男女推及到天地万事万物的起源, 从而抽象出中国哲学的二元思维——阴阳”, 而“这种带有浓厚的生殖崇拜观念的阴阳哲学, 作为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 对后世性文学的产生、泛滥, 不仅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而且还对中国性文学的特色有着明显的指归, 塑形的作用”。[14]
综言之, 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学说都对《金瓶梅》性描写产生影响, 这使《金瓶梅》中的性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
3. 性文化心理
在《金瓶梅》中, 由于受文学传统的影响, 性描写多行为场景的铺叙而少心理感受的描绘, 但是通过对小说主人公在性交场合的特殊言行的分析, 却可以抽绎出小说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文化心理。研究者主要从二个方面来分析人物的性文化心理。一方面就人物的性交对象而言, 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性心理, 一种是表现为“性自由”的心理, 有人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思维具有“开放性”, 西门庆即是典型[15], 另外两种类型则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 乃是以吴月娘为代表的封建贞节人物和以孟玉楼为代表的单向型性自由人物[16]。
另一方面从人物的性交目的可以看出, 不同的性目的催生了不同的性心理。李建中在《〈金瓶梅〉“性目的论”初探》[17]认为性有两大目的, 一是“生殖”, 一是“快乐”。在《金瓶梅》里则有以吴月娘为代表的“传宗接代”派和以潘金莲为代表的“真个销魂”派, 不同的性目的和性心理导致了西门府妻妾间的激烈冲突。
当我们回顾和检视四百年来《金瓶梅》性描写的研究成果时, 我们为《金瓶梅》的遭遇感到惋惜, 正如沈雁冰先生所说:“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 其原因亦不外乎: (1) 禁欲主义的反动; (2) 性教育的不发达”。这两者一方面造就了《金瓶梅》, 同时也使《金瓶梅》饱受磨砺。其中前三百年, 它遭受的大多是咬牙切齿的咒骂, 而绝少学理层面之探究。20世纪初随着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 这一百年研究成果迭出, 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加强,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被全方位的透视观照, 客观上破除了其“淫书”的不实评价, 揭其面纱, 还其本目。在各种评价标尺下论其媸妍, 研究者也大多能持之有故, 论之成理。但其中也不乏两种倾向:因循守旧和刻意求新, 前者固守成见, 一意孤行, 片面抓住道德标准极力贬损;后者自谓反拨历史, 又不顾文本内容全力拔高其价值, 或脱离文化传统故作惊人之论, 这都是有违学术求真求实之本。因此说, 与其在性描写的道德评判上纠缠不清, 不如寻找新的视角, 阐发其不同层面的新内涵, 这对于丰富《金瓶梅》性描写的研究显然更有意义。当然, 我们在检视历史时, 还应抱有宽容的心态, 随着观念的嬗变和理论的更新, 过去的某些研究观念势必将不为现在所认同, 但是它们在学术演进的轨道上所刻下的印痕, 同样能发人思索。因为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历史掘进中, 我们不断告别一个时代,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11]胡文彬, 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2][4][5][13]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 (1919-1949)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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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性描写[J].浙江学刊, 1994, (3) .
[8]王启忠.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J].求是学刊, 1989, (4) .
[9][15]周琳.情爱在历史的长河中变迁——关于《金瓶梅》与中国性文化轨迹的对话之一[A].金瓶梅研究 (2) [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10]徐锡安.论性描写及其对性文化的超越与认同:《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比较研究系列论文之一[J].西北师大学报, 1995, (6) .
[11]吴存存.晚明社会性崇拜与性偶像西门庆[J].明清小说研究, 1998, (1) .
[12]吕红.《金瓶梅》的突破与失落——《金瓶梅》性描写的文化批判[A].金瓶梅研究 (4) [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14]毛毳.“金瓶梅现象”剖析[J].郑州大学学报, 1991, (3) .
[16]王志武.金瓶梅与中国古代性观念[J].华夏文化, 1994, (5/6) .
[17]李建中.《金瓶梅》“性目的论”初探[J].江淮论坛, 1990, (5) .